王利华，安徽省宿松县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首席专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东亚环境史协会理事会成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外审专家，《中国农史》、《历史教学》、《中国环境与文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编委，水利部重大专项《中国水利史典》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史为鉴，可以洞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摸索今天和未来一些事物的发展趋势，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或走弯路，从而更加从容地应对现在的问题，完成生态文明建设重任。如何历史地认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历史上的环境经验具有哪些当代价值？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教授王利华。
对话人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郭文生
为什么要大力开展环境史研究？
■环境史研究是以一种广域生态视野，提醒人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记者：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首席专家，请您谈谈什么是环境史？为什么要大力开展中国环境史研究？
王利华： “环境史”这个术语是美国历史学家R·纳什在1972年首先提出的。简单地说，它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既往关系的一门学问。它借助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探讨历史上自然因素如何影响人类生存发展，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如何改变自然界，相关信仰、知识、观念、组织和制度如何影响人类的环境行为，为认识和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寻求“天人和谐”的发展之路提供历史经验。
拥有历史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每当遭遇现实问题，人们都会向历史探询其来龙去脉。上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一系列严重环境灾害特别是污染事件，激起了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催生了环境史研究。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也正是由于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灾害频发，公众忧虑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现实服务性和历史批判性。
众多学科都在探讨环境问题，但不同学科的使命不同。环境史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去而不是现在，它是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长时段、综合性研究。环境史研究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实用对策和技术，给现实问题把脉开方并非历史学者所擅长，但可以为全面理性地认识环境问题提供历史纵深感和思想粘合剂。环境史研究试图以一种广域生态视野，提醒人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现实中的许多环境问题是在众多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积渐所至，而非一夜之间形成。需要从历史纵深中做长期、综合考察，否则难以看清它们的由来和本质。
记者：人们说，环境史是一个新的史学领域，它的主要研究旨趣是让自然进入历史，还要让人类回归自然，是这样吗？
王利华：环境史具体、实证地考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历史相互影响，并对人类本身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它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新颖之处，不论从学术还是从社会层面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不曾中断，古往今来的环境经验也颇为丰富。由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经济文化多元一体，在漫长的环境适应和资源利用中形成了众多模式和传统，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记录。其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匹敌的丰富样例，对全人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甚至典范意义。
因此，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势。深入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对内可以存史、警世、资政，丰富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对外可以针对全球环境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
如何用理性认知解释当前的环境问题？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和资源压力，现实中的环境生态问题必须历史、辩证和理性地加以认识
记者：当今中国面临着空前巨大的环境挑战和资源压力，接连发生的环境灾害导致社会心理恐慌、焦虑甚至悲观，如果持续发酵而不能有效纾缓，将酿成激烈的社会冲突，激起群体性事件。在思想学术界，也存在不少认识偏差，围绕环境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极端化倾向，一些言论误导社会舆论，引起思想混乱。在国际上，中国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重要话题，被一些人利用演绎成“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衰败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对这些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
王利华：解决环境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包括现实认识和历史认识。
面对很多地方荒山秃岭、垃圾如山、河湖恶臭甚至连呼吸空气都成问题的环境状况，国人难免抚今追昔。想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老幼“怡然自乐”，那种人与自然关系是多么和谐。再读王维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如此优美的景色，确实令人怀想，如今的关中、辋川一带还有这般景致吗？
多年前我出国访问，一位外国教授跟我说他非常喜欢中国唐诗，先后17次到中国旅游，但始终无法将唐诗描写的风景与自己亲身所见的情景对应起来。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和失落。古今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人类活动已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确实令人惋惜、慨叹。
然而，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很容易让人思想迷失。古代没有当代的环境污染，但一直未曾摆脱饥饿的困扰，生活远没有今天便利。就拿秦始皇来说吧，外出巡视只能坐马车，从咸阳到金陵，咣咣当当来回至少要一个月。最后他就是死在出巡的路上。乘坐飞机、高铁的我们，能够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形吗？
古代人口少，自然资源开发强度低，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确实很多，但也是处处豺狼当道、蛇虫横行。更严重的是，那时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史书频繁记载大旱大涝岁月中饿殍遍野、人相啖食，其景象之惨烈令人不忍提起。成千上万年来，像今天这样亿万人民数十年不知饥饿，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
记者：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很容易让人思想迷失”这句话吗？
王利华：我绝不是为今天的环境危机做辩护，只是想表达一种观念：环境问题必须历史、辩证和理性地认识，而不是走向历史悲观论和文明原罪论。在怀想古人笔下的优美风景时，不要忘了古人有古人的环境问题，并不是想象得那样和谐。简要地回顾一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若干时代曾陷入过高度紧张，当时的社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情况最严重的有3个时期：
一是在周秦之际。周代以前，农耕、饲养和采集、捕猎并存，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山林川泽天然出产。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逐渐枯竭，社会普遍担忧樵采、捕猎难以为继，诸侯国家也担心不能保障“山泽之征”。这次危机，催生了中国早熟的环境保护思想和自然资源管理制度。
二是清朝中期，1800年是转折点。清朝中期，全国人口暴涨，平原人满为患，无数百姓迫于生计，涌入山地湖泽盲目垦殖，导致森林耗竭、水土流失、水系紊乱，流域生态环境全面恶化，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当时，关于自然灾害根源和环境资源保护重要性的议论显著增多，有人还提出了人口控制思想。朝廷和地方官推行了不少禁垦、禁围、植树造林的政策举措，各地护林碑和禁猎、禁伐、禁垦官规、民约大量涌现。这些情况说明：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口（劳动力）增加——农区拓展——经济发展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是最近30年。这次危机在空间上是全局性的，在时间上是压缩性的，在表现形式上则是重叠性和混合性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前两次。究其主要根源：一是人口暴涨带来了巨大生存压力；二是快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关系严重失衡。总体上说，这场危机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特殊情势所导致，应结合百余年来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变局予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届政府、某个部门、企业或群体。所有人其实都无法置身事外。用佛教话语说：它是整个社会的“共业”，需要社会整体觉醒、齐心协力，才能逐步偿还宿债，消除恶业，逐渐走向和谐发展。否则，必定要共同遭受“业报”，共同承受苦果。
记者：如您所说，由于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人们似乎只记住了它美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艰难、危险的一面，这可能影响对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那么，如何用理性的认知去解释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
王利华：我想提出几点浅见：
其一，环境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今的环境问题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根本要害有两点：一是自然资源不足以持续支撑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如果不能实现转型，人类文明很可能丧失发展的根基；二是不合理的发展正在摧毁我们赖以存续的生态系统，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扭转，必定导致人类生命系统无法安全、健康地延续。但是，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们既不能丧失信心，又需要严格自律。
其二，环境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发生和发展机制，需要回到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去认识其本质、缘由和来龙去脉。对自古至今生态环境的负面改变，不能以今律古，简单地苛责古人，不能因环境有负面变化而否定文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对于当今的环境问题，更需要从中华民族100多年来谋求生存发展和独立富强的艰难历程中予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
其三，环境灾害的集中暴发是阶段性现象，应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不能悲观、绝望。这种情形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在西方国家，环境灾害已经有所减缓。在我国国情条件下，环境高危期可能持续更长，灾害发生频率可能更高。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同时要坚定信念，轻忽漠视和病急乱投医都有害无益。
其四，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思想，需要认真借鉴，积极继承；历史上的失败教训和错误观念，需要批判、反思并引以为戒。评判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需要采用客观、公允的态度。不能一味地怀旧、慕古，沉迷于农业时代天人和谐的历史幻象，认为那时一切都好；也不能过分苛责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全盘否定工业文明和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近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速，对自然资源有限性和生态规律认知滞后，自然情感弱化，自然道德缺失，社会实践偏差，以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过度割裂，是当今环境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而利润至上的单纯经济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一切都变成了牟利商品，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无限追逐物质财富，更是摧残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其五，正确认识中国环境的历史和现实，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很少真正实现富足、健康、幸福的生活梦想。到近代，更是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落后、挨打、贫困、疾病的梦魇一直缠绕着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近30年更是创造了举世惊叹的经济发展奇迹，以短短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进程，富强中国梦逐渐得到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是对百余年乃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梦想的崇高升华：它不只是要建设一个物阜民丰的富强中国，而且要建设一个山清水秀的美丽中国；不只是一个物性的中国，而是一个诗化的自然大美与人文至美彼此交融的中国。如果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就难以真正深刻体会它的伟大历史意义。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思想纵贯历史和未来，是一种追求自然道德与人类道德高度统一的伟大文明之路。它上应天道，下顺民心，预示着中华民族将再次经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文明转向，并且将引领全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我国历史上的环境经验具有哪些当代价值？
■中国先哲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生态思想元素
记者：从保护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供当今借鉴？
王利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与中华民族谋求文明复兴、国家富强的百年梦想一脉相承，既具有强大的内源动力，又具有深厚文化根柢。这个根柢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历史积淀。
我不赞成将农业文明视为一种生态文明，但高度肯定中国先哲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生态思想元素；高度肯定普通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许多可贵经验。例如古代思想家关于天、地、人“三才”关系的精彩论述，蕴含一种广域生态观，就很有思想高度与宽度；古人亲近自然、护生爱物和参赞天地之化育等生命意识，体现了一种尊重其他物种生命价值的环境伦理精神；古时强调对山林川泽资源“取用有节”、“以时禁发”，蕴含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古代农民十分重视积肥、施肥，在实践中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促进有机物质反复循环，使中国农田耕种几千年而未出现严重的地力耗竭，更堪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很可惜，近代以来，由于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包括新卫生观念、抽水马桶和化肥的传播推广，积肥、施肥和变废为宝的传统渐遭放弃。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惨痛的教训，特别是对生态脆弱区过度开发（如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山区垦殖）导致流域生态环境破坏，后果非常恶劣而且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然深受其害。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环境经验，不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对于今天都是非常宝贵的。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当进行系统的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