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9日至30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这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通过四年来，全球履约进程的首次集体审查。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现场

联合国发布的《生物多样性行动状况》报告给出的判断并不轻松：近90%的缔约方已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70%以上提交了国家报告，但自评处于正轨的不足一半。更难的关口在资金。《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用一个对比点破了症结——每投入1美元用于自然保护，就有约30美元在用于破坏自然。她把前进方向概括为“问责、协调、加速”，其中最难的是“协调”：要让公共预算、私人投资、经济政策和金融激励，形成支持而非削弱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合力。

“协调”落到城市尺度，就是一句实在话：除了财政，钱从哪里来？

常住人口约1800万的深圳，已记录各类物种6870余种、全国约31%的鸟类物种。这份家底既是生态资产，也是考题——每一片红树林、每一段生态廊道都需要日常巡护与长期监测，单靠财政投入难以为继。

让企业“捐得出”：一条六步闭环的标准化通道

现实中企业并非没有意愿，困惑多在“怎么投”“投给谁”“能不能讲清楚”。缺少便捷、规范、可信的通道，是意愿与实效之间的长期梗阻。

深圳的经验是先搭平台。2024年5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发起成立全国首创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深圳）”（以下简称“伙伴关系”），吸纳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企业与社会组织加入，目前已有成员单位80余家。“伙伴关系”秘书处设在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这家由生态环境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首家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从一开始就为这套机制注入了规则意识。

深圳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标志

依托这一网络，深圳探索出“企业出资、基金会执行、保护项目落地”的三方协作模式，并把路径拆解为六步闭环：需求对接、方案定制、协议签署、资金拨付与票据开具、项目执行与反馈以及年度汇算清缴抵扣。每一步的责任主体与交付物都清晰——由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基金会承接资金、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定期反馈进展与财务报告；企业凭票据依法享受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准予扣除、超额部分结转以后三年，个人所得税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准予扣除。

把税收优惠、公益捐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三件分属不同部门、遵循不同逻辑的事，拧成一条企业看得懂、走得通、算得清的链路，是深圳做法中最具复制价值的一点。企业还可按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深度：项目捐赠、冠名专项基金、共建项目合作或善因营销。

向COP17与会嘉宾介绍伙伴关系协作模式

让基金会“接得住”：专业化中间层是关键

钱交出去之后怎么办，决定社会资本能否持续。深圳的经验是，必须有一个专业化的中间层：秘书处负责平台搭建、项目策划与供需对接，科研院校、法务税务机构提供专业指导与合规监督，基金会承担资金承接、项目设计与执行管理。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MCF），由31位企业家发起的全国首家民间环保公募基金会，2015年在全国率先托管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如今年接待访客约150万人次。

深圳湾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来源：红树林基金会）

专业之外，更重要的是“明白账”。深圳梳理显示，MCF项目的基金会管理费占比4.52%；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按捐资额度以3%至10%阶梯收取；壹基金2025年度仅2.24%。管理费比例、资金使用方式全部公开——这种透明度，正是企业愿意持续投入的底气。腾讯、比亚迪、顺丰等一批在深注册的基金会与桃花源、一个地球等在地机构构成可选资源池，各有侧重，企业只需找准方向，不必自建保护团队。

让项目“用得好”：一片潮汐湿地为何走上COP17讲台

好的机制，最终要落在可感知的生态变化上。

深圳湾公园那片约2公顷的潮汐湿地，最能说明这套机制如何运转。它位于城市中心的滨海休闲带，处在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所在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却一度因外来红树无瓣海桑过度扩散而退化。2025年，这里走出一条“政府开放平台、公益资金注入、专业组织执行”的新路：政府部门开放公共空间并明确修复目标；美团青山计划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依托平台上百万商家“小额、海量、稳定”的日常捐赠，形成可持续的社会化资金；红树林基金会作为专业执行方，把科学修复落到潮间带上。成效是可量化的——本土红树由12种恢复至28种，占全国种类的71.8%，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翻倍，记录鸟类72种，当年开展自然教育88场、服务4077人次。持续多年的社会资金注入，已让深圳湾鸟类种类由92种增至167种、单次水鸟最大记录量由871只升至6593只。

深圳湾潮汐湿地落成仪式（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年10月23日，COP17地方政府角举办“中国城市日”专题活动。在“协同推进城市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讨论环节，“伙伴关系”秘书长把这片湿地的融资故事带到埃里温，与广州南沙、巴西亚马逊环境研究所、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的代表同台交流——这一模式自此成为全球城市共同讨论的话题选项。

伙伴关系代表参与COP17“中国城市日”专题活动讨论

公众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依托“野朋友计划”小程序，AI物种识别被引入公众参与场景，累计完成4.2万条生物记录鉴定，发现1个中国新记录种、3个中国大陆新记录种及超60个深圳市新记录属种；“物种之眼”模型可识别286种兽类与禽类，公民科学效率提升约400%。

普惠性同样重要。以“共建花园”计划为代表，深圳让市民共商共建身边的亲自然空间，自2019年至今已建成超过600个，同步育成22所自然学校、55个环境教育基地。而2026年7月，深圳市林业局、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华润深国投信托三方合作，国内首个“央地共建、政企合作”的绿美公益模式落地。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一次性的出资，变成机制性的投入。

让经验“走得远”：深圳样本的输出价值

一片城市中心的湿地，就这样走进了多边议程。当全球城市开始追问“别的地方能不能用得上”，问题便从实践走向了可复制性。

零散的捐赠撑不起系统性的改善。深圳做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形成了一套可封装的机制——前端有“伙伴关系”汇聚需求，中端有基金会专业执行，流程有标准化环节保障合规，后端以“四库一单”（项目库、技术库、产品库、案例库加需求清单）沉淀资源与数据。

伙伴关系工作机制

作为“伙伴关系”秘书处单位，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的主要职责就是推动环境技术的国际交流和转移，助力共建国家绿色发展。把地方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产品，是目前中心重点开展的工作内容之一，这也是将“伙伴关系”秘书处放在该中心的重要原因。

这套经验有三重价值：为《昆蒙框架》目标14（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输出可量化的绩效叙事，让每笔投入都可考核、可传播；为目标15（企业评估与披露）提供低成本接口，把六步流程、税费抵扣与管理费透明规则纳入能力建设输出；为目标19（资金调动）提供城市尺度的“对齐”解法。

伙伴关系代表在中国角“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日”分享经验

一座城市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最终取决于其治理是否专业、透明、可预期。

COP17刚刚闭幕。相比谈判桌上的进展，《公约》秘书处的提醒更应铭记：真正决定成败的，是大会之后共同取得的长期结果。当财政资金守住底线，当企业的每一笔捐赠都能在红树林里长出新的根系，当市民在共建花园里第一次叫出一只鸟的名字，“从政府单向管护迈向全社会共创”便不再是一句口号。每一份捐赠，都是播向城市生态未来的一粒种子。

（潘雪莲 郭铖 邓子菁 郭文君来自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肖能文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