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难以为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论支持。工业革命后建立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环境与发展之间存在两难冲突。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气候领域的一个应用，也是在环境与发展之间两难冲突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思路下进行。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将气候问题当作一个外部性问题，主要是在减少气候危害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寻求所谓最优平衡。在这个所谓最优点上，如果“进一步减排”，就被视为对最优的偏离，减排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因此，现有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大都是将《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和2摄氏度温升目标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然后分析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如何以及是否负担得起之类。

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存在诸多局限性。比如，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将减排的好处定义为因减排而避免的气候损失。这种标准新古典边际分析的定义，在理论上就排除了减排有可能驱动经济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也就难以预见减排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机遇。从燃油车的传统结构跃升到电动车的新结构，会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这样，减排的好处就被大大低估，因为无论如何减排，其好处也只是气候损失的减少。由于减排的好处由全球共享，而减排的成本由本地负担，气候变化谈判也就成为一个各国减排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如何创造并分享绿色转型机遇的合作共赢。气候谈判如果重点是讨论各国负担分担，当然就会困难重重。如果是讨论各国如何合作创造并共享绿色机遇，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这种关于减排负担的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目前，全球140多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排放、人口均占全球80%以上。尤其是，这其中70%左右为发展中国家。这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先排放、后治理”发展模式的颠覆性改变，意味着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绿色低碳方式实现经济起飞。这背后的推手，是以中国新能源发展为主要代表带来的新能源成本戏剧性下降，其成本已可以同传统化石能源竞争。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远比身处象牙塔的经济学家更了解气候变化的危害和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其决策的目标及面对的约束条件也更加符合现实。但是，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却遇到重重困难。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和传统化石能源体系，阻碍着新能源技术的全球普及。

全球气候变化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愿景和新的全球领导力，推动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

一是重新定位气候与经济的关系。跳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回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危险的干预”这一“最终目标”。具体而言，让科学共识而不是由短视或偏狭的经济利益来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路径。经济学应更多地研究如何最有效率地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

二是构建各国“合作共赢”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新论述。各国应通过新一轮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加大减排力度，推动发展范式的转变。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战略思路，应从各国“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 转向各国“机遇共享的合作共赢”。

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以新的绿色低碳方式，蛙跳式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同全球分享其绿色发展的巨大机遇。发达国家应通过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等方式，切实履行对不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支持。

四是消除以各种借口制造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在内的贸易壁垒，推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以此促进绿色经济、本地就业和绿色创新，加快全球绿色转型步伐。

五是中国对全球绿色转型作出的重大贡献，应得到认同和尊重。中国艰辛探索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形成的发展知识具有世界性价值，可以成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造福人类。

本文节选自光明网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和课题负责人张永生《应对全球气候危机需要构建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