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新年伊始，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霸屏，它们以决绝的背影，在社会和网络上泛起了最后一阵涟漪。在漫长的1.5亿年历史中，长江白鲟带着自白垩纪而来的“复古外形”，历经风浪，却无缘跨入2020。从此，再无“伯牙鼓琴，鱏鱼（指白鲟）出听”。

　　挽歌不只为白鲟而唱，鲥鱼、中华鲟，长江鲟等也已处在灭绝的边缘。长江曾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曾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24种，特有鱼类180余种。但如今，长江的生物资源正面临巨大危机，生物完整性指数已降为“无鱼”等级。

　　以前我们常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环境矛盾。但事实是，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屡屡碰壁，一个现实是，直到白鲟灭绝，我们都没研究清楚它的繁殖方式。越来越多的生态危机提示我们：人类不是生态金字塔的顶尖，而只是生态系统闭环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只是拥有权力，却也不自觉地“滥权”；我们本应敬畏边界，却时常挑战红线。

　　从这个角度来讲，长江流域从今年起要实施的“十年禁渔”，既体现了管理者的决心和定力，同时也是客观背景使然。长江太累了，一道道渔网掏空了它的“家底”，一声声巨轮的轰鸣惊扰着它的安眠；更不用说，还有非法排污、电鱼者的长期破坏。

　　如今，禁渔令之下，长江终于迎来一个稍长的“产假”，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而对于上岸的渔民来说，这也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当然，面临身份转换的不仅是渔民，当地政府也要从渔民管理者转向服务提供者。渔船回收、退捕补助、安置住房、就业帮扶，对渔民的安置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好这项任务，既是保障民生的题中之意，也影响着禁渔工作能否持久落实。

　　如果说，十年禁渔是针对长江“病症”开出的一剂处方，那为长江立法，则是从源头上为长江开发立规矩、为长江保护“赋权”。

　　2019年12月23日，长江保护法草案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审议，并于当年12月28日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提出建立长江流域统筹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制，或能让长期以来的多头管理、九龙治水不再重演。

　　很遗憾，长江白鲟没能等到十年禁渔与保护法，但它的邻里、近亲、同类，迫切需要良法与善治的照拂。期待在“共抓大保护”的共识和“不搞大开发”的定力之下，长江生态环境能够迎来拐点，再度碧波水清、“年年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