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加速成为企业的必答题,也成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风向标。“但现在的企业基本上都被眼前的压力所困。”近日，在南方周末主办的第二届ESG发展论坛上，南方周末CSR研究中心主任孙孝文直指企业开展ESG 工作遇到的困境。

据孙孝文介绍，ESG及其投资，着眼于长期价值。目前，很多企业特别急于给自己贴上一个ESG良好企业的标签，但急于贴上的标签，会让很多其他相关方觉得越来越难相信企业的这些做法，这又成为眼下企业开展ESG工作的压力来源。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现在ESG的发展呈现泡沫化与荒漠化并存的趋势。”孙孝文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应该怎么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所谓泡沫化，主要是指ESG相关的标准、ESG金融产品、ESG政策等越来越多，即ESG快速发展背后，存在着一些隐忧。

以ESG金融产品为例，中国是全球首个拥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纲领性设计。目前，我国已有的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与PPP等产品。

ESG政策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等专项政策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化工作持续推进，地方绿色金融体系逐步构建，同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也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组合拳”的重要内容。

相较于国际市场，我国的ESG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比较迅速。从绿色基金这一金融产品的发展速度也可略窥一二。据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统计，我国泛ESG主题投资公募基金的规模由2013年的294.4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5974.98亿元，扩张近20倍。

因此，有人担心ESG在中国发展太迅速，出现泡沫化发展趋势。而这种泡沫化在人才市场上的表现较为明显，今年上半年，有媒体报道，我国ESG人才的月薪已被炒到了15万元。

“但从企业的角度看，ESG不光是泡沫化，把泡沫扒开之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荒漠化。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去做ESG的工作及开展ESG工作时需要的工具、手册、标准、指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缺乏的。”孙孝文指出。

据了解，目前，国内A股近5000家上市公司中,仅有1500家企业编发了ESG报告。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工具、手册、标准、指南，企业发布的ESG报告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做ESG报告的企业，想去模仿做得很好的企业，优秀案例又非常少。因此，ESG在国内发展又呈现出荒漠化的一面。

从ESG相关标准来看，目前，我国企业做ESG工作的时，可参考的标准较为丰富，包括中国的标准、国外的标准、联合国的标准、欧美的标准等。

问题是，这些标准差别非常大，企业难以选择应该用哪个标准。“而且，很多标准制定机构编制完标准并发布后，他们的工作好像就结束了。之后企业如何使用标准，如何用标准去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还需要相关的指导和细则，但我们在这一部分是缺乏的，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孙孝文因此指出，目前，ESG标准林立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企业无所适从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标准，但是好用的标准或者给企业能带来实际改进的标准还是太少了。

一边是ESG标准林立，相关政策也鼓励企业开展ESG 工作，一边是企业不知怎么做以及怎么做得好，部分无所适从的企业，甚至将ESG报告作为可以随便“装扮”的面子工程，在编制ESG报告时，说得多做得少甚至言行不一，肆意夸大自身的优势，尤其会夸大自身的环保行为。

据南方周末发布的2022年“中国漂绿榜”显示，2022年，我国9家上榜企业，涵盖乘用车、食品、化学制药、养殖、建筑和服装等各行各业，其中有7家身负环保罚单。

“漂绿”现象在绿色金融领域也时有出现。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教授施懿宸指出，目前，ESG投资基金“漂绿”现象严峻，高质量ESG投资产品与伪ESG产品鱼龙混杂，已经使投资者投资积极性逐步减退。

事实上，外企也同样存在“漂绿”现象。2020年9月，菲亚特汽车制造公司向投资者谎报排放数据，被处罚缴纳罚金150万美元；2022年5月，德意志银行下属资管公司DWS基金也涉嫌漂绿。

对于“漂绿”的企业来说，从“漂”转为真正的行动，不仅需要ESG报告编制、监管、立法等相关体系加快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也需要企业从小事做起，全盘规划，真正做到能够让ESG工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而非只把ESG报告作为企业形象进行展示。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转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的通知》（以下简称《编制研究》）提出，上市公司要做好ESG专项报告编制工作，鼓励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自身可靠性承诺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ESG专项报告进行验证、评价，并且出具评价报告，以增强所披露ESG信息的可信度。

《编制研究》对央企上市公司选择对标的ESG标准做了说明。既一方面要对标国际通用标准，如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从理念上与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新标准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结合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要求，设置了“创新发展”“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与区域协同发展”等指标。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ESG标准的背景下，《编制研究》对其他企业的ESG报告编制工作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当下开展ESG工作，除了要把ESG纳入经营、管理战略、做好信息披露之外，还有很多具有可行性的事可以做。

“首先，写好一份ESG报告，按照选定的标准中的指标逐一对标，把公司一些ESG实践尽可能写到报告中，这仅是一个基本操作。”孙孝文建议，企业要深刻理解这些指标背后的含义。因为标准只是让披露数据，为什么披露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和公司可持续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和含义需要进一步挖掘。

其次，建议企业找一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以我们今年的调研为例，我们调研的社会责任榜单中，300强榜单中有62%的企业都建立了ESG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委员会，这个比例非常高，但我们觉得光建立组织还没有形成一个管理闭环。目前，很多企业ESG工作是由董事会负责，建议一定要找到一个负责人，然后把企业ESG和董事会管理层的薪酬挂钩，进一步完善ESG 工作的问责机制。”孙孝文说。

此外，企业需要培育ESG共识。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开展ESG文化周、ESG专题培训、ESG的知识科普等。除了这些培训之外，还要提升培训的层级，要对董事会成员、管理层进行ESG培训。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重视ESG，但企业也应该有超出合规之上的追求。”孙孝文指出，企业对于ESG规范、标准和指南的依赖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企业只有超越这种追求，有更高的追求或者有更好的做法，能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建设方案，中国的ESG才能真正地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