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即民间俗称的“鬼节”，因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又称七月半、七月望。中元节的节名来源于道教，佛教称为盂兰盆节。尽管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中元节的最初来源，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
自古以来有“秋尝”，佛教带来“盂兰盆节”
文化考古学者宋兆麟在《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中认为，关于中元节的起源传说，比较可信的是源于一个祭祖的节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道二教的渗入，最终形成中元、盂兰盆的节日形式。而祭祖，又和“秋尝”密不可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祖是儒家政治理念中的重要传统。农历孟秋七月，作物成熟，我国自古就有在此时举行祭祖仪式的传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古者岁四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古人春夏秋冬四时均要奉祭先祖，七月奉上新收获的瓜果蔬菜和黍稷等谷物粮食，谓之“秋尝”，又称“荐新”“尝新”，即秋天让祖先尝新之意。以“秋尝”祭祖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和宗法伦理，成为儒家“孝道”的核心内容。
“秋尝”仪式时，四邻乡亲还会聚在一起，品尝丰收的成果，迎接收获的秋天，这一节俗具有收族敬宗、凝聚亲情的作用。不过当时，“秋尝”祭祖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在七月十五，后来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介入，才固定在此日。
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时，仍坚持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不受礼教约束的无君无父原始教义，与注重血亲人伦关系的儒家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极大影响了佛教的传播。后来，佛教入乡随俗，以盂兰盆会的形式与传统“秋尝”习俗相结合，形成富有中国伦理文化特色的佛教孝亲节——盂兰盆节。
“盂兰盆”一词来源于汉传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为“解倒悬”之意，即将人的灵魂从困厄中解救出来。《盂兰盆经》讲的是佛祖弟子目连想救母亲出恶鬼道苦海，佛祖告诉目连，你母亲罪孽深重，仅靠你一人之力无法救赎，你需在七月十五敬设盂兰盆，用百果饮食供养十方僧众，依靠他们的合力才能救出母亲。依照佛祖的指示，目连救母成功，后推己及人，向佛祖建议，一切僧俗弟子欲行孝道者，都可以在七月十五供奉盂兰盆，救赎现世以至七世父母，由此形成七月十五盂兰盆节。
根据学者张弓先生等人的研究，早在两晋之际，盂兰盆节就流行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寺院中。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载，“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非，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告诫子孙可以借助盂兰盆节报答父母恩情，表达孝心。
南朝梁武帝曾于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后“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据成书于这一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时人“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采镂缯，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过盂兰盆节还是中元节，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问题
不久，道教也将七月十五纳入自身理论体系，为之注入“中元”意义。在道教的信仰世界中，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是天、地、水“三元”，形成道教信仰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分别主管赐福、赦罪、解厄事宜，其诞辰分别为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是为“三元日”。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水官解厄。道家经典《玄都大献经》中甚至有地官于七月十五日点灯燃香，采集花果，供养道士讲经说道救赎恶鬼的故事，与《盂兰盆经》十分相似。张弓先生考证，《玄都大献经》应是受到《盂兰盆经》影响。
据《修行记》，“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夜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已经故去的祖先会在中元日回人间，看望子孙后代，其他孤魂野鬼也会出来捣乱。中元节被称为“鬼节”，正是由此而来。人们为免遭不测，要在中元节祭祀祖先，燃烧纸钱，既表达孝心，也给孤魂野鬼些许安慰，换取人间生活安宁。道教地官赦罪信仰，遂演变为中元节祭祖孝亲的节俗，展开了与佛教的信仰争夺。
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都极力向七月十五的节日渗透，但佛教影响力更大，盂兰盆节一直压过中元节一头。李唐以道教为国教，中元节与盂兰盆节不相上下。唐朝官员可以在中元节休假一到三天，玄宗曾下令官员在中元节赴道观诵经修斋。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王建“看著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李商隐“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就是当时中元节庆的写照。
但在当时的民间信仰中，盂兰盆节仍超过皇室支持的中元节。据日本遣唐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
而以“灭佛”著称的唐武宗为抬高道教地位，“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尽搬到兴唐观，祭天尊”，下令将各寺院的盆供物品都搬到道观兴唐观中“十五日天子驾幸观里，召百姓令看”，武宗不仅亲自驾临道观，还强制百姓捧场。百姓骂道“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武宗“怪百姓不来，诸寺被夺供养物，恓凄甚也”。
从北宋开始中元节取代盂兰盆节，从皇宫走向街巷
到了北宋，因皇室对道教的尊崇，加上“盂兰盆”名字由梵语音译，较为拗口晦涩，而“中元”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时节特色，中元节遂取代盂兰盆节，成为七月十五日的节日名称，“六宫最重中元节，院院烧香读道经”。
北宋城市商业繁荣，中元节从皇宫寺观走向民间街巷，祭祀对象从高僧神仙重新回归为自家祖先，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据北宋末年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中元节前几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人们在集市上购买纸糊的鞋帽衣服和纸钱等。
“秋尝”的仪式也恢复了。在中元节前一天，人们准备好楝叶、麻谷窠儿、鸡冠花等，“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在中元节当天早上，人们把穄米饭、转明菜、花花油饼、馂豏、沙豏等素食放在供桌，取请祖先“秋尝”和告成之意。各家“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用竹子做成盂兰盆的形状，在里面焚烧纸衣纸钱告祭。朝廷也举行公祭大会，祭祀前线阵亡的将士。
晚上，祭祀仪式基本结束，人们成群结队到勾栏瓦肆逛夜市，在舞台前观看“目连救母”杂剧，“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市井之中美食云集，热闹得如七夕节一般。据南宋《梦梁录》，官府还要在河边放万盏莲花河灯，“以享江海鬼神”。
中元节时，虽已入秋，但在某些秋老虎发威的年份，天气还比较炎热，南宋杨万里就曾感叹“今朝道是中元节，天气过于初伏时”，以致“小圃追凉还得热”。为避溽暑，他只有“焚香清坐读唐诗”。
赏湖山、放河灯，明清的节日气氛更加世俗
明清时期，中元节习俗基本上不超过宋人范围，但节日气氛更加世俗，百姓娱乐游玩兴趣更浓。明万历年间，文人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中多次记述他于中元节到西湖赏湖山风月之事，有时还夜宿湖中，观“夜月佳甚”。
明末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摹杭州人中元节夜游西湖盛况，全文厚人薄鬼，开篇即言“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是夜，张岱与友人“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充满情趣的世俗情怀跃然纸上。
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绿树阴浓，青禾畅茂，蝉鸣鸟语，兴助人游”。放河灯更是盛况空前，“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都中小儿亦于是夕执长柄荷叶，燃烛于内，青光荧荧，如磷火燃。又以青蒿缚香烬数百，燃为星星灯。镂瓜皮，掏莲蓬，俱可为灯，各具一质。结伴呼群，遨游于天街经坛灯月之下，名门灯会，更尽乃归”。清人甚至有“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之说。
中元节令人怀念的不止先祖，还有半路分手、远赴黄泉的亡妻。纳兰性德在中元夜半，想起亡故不久的爱妻卢氏，伤怀不已，“手写香台金字经，惟愿结来生”，亲手抄写佛经，祈求佛祖能让他与卢氏来生再结连理，再续前缘。然而佛经抄了一遍又一遍，爱妻也不能起死回生。纳兰“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万千愁绪无人可诉，只有到池塘边为爱妻点亮一盏小小荷灯，“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