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加拉国北部,数百万计的人们以喜马拉雅冰原存储的淡水而生。如今,全球变暖正在破坏这些冰层的稳定。在南部沿海,海平面的上升加剧了倒灌洪水的威胁。事实上,孟加拉国的碳排放在导致全球变暖中只起到极小的推动作用。真正造成气候变化的多数发达国家,在经历成熟的工业发展后,并未对此及时“埋单”。
德国非政府组织“气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加勒比地区研究负责人Adelle Thomas表示,“‘气候正义’一词的出现凸显了全球气候进程中的一些不公平性——在气候升温起到最小作用的国家却要面临最大的风险,这种不公平急需得到修正。”
早在2009年时,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20年前完成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这笔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其实是发达国家欠他们的“气候债”。
如今12年过去,欠下的债还得如何了?
200亿美元缺口:行“老赖”之实,借新承诺转移视线
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气候融资和1000亿美元目标》系列报告。这一系列报告专门评估了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进展。2016-2019年,由发达国家调动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分别为585亿美元、711亿美元、783亿美元和796亿美元,都低于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尽管兑现金额逐年增长,到2019年资金缺口仍然维持在200亿美元左右。
因此,在COP26上,“200亿美元”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主要诉求的关键词。
那为何承诺的资金迟迟难以兑现?
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孙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发达国家并未就每个国家具体支付的金额达成共识或协议,这就意味着各国在这1000亿美元中需要承担的金额是没有被规定的,更没有一个权威的监管机构来确保各发达国家投入的气候资金规模,让部分国家在兑现资金问题上产生了‘搭便车’行为。二是发达国家即使没有完成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目标,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批评,缺乏一种长效机制来规范和约束每个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承诺。”
菲律宾气候与可持续城市研究所主任雷纳托·红·康斯坦廷诺认为,发达国家承诺援助的出发点也是造成其“欠债迟迟不还”的原因。
他告诉记者:“时至今日,一些发达国家仍拒绝承认气候资金承诺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是他们谋求工业化发展欠下的‘气候债’。他们反倒希望其他国家将这笔资金承诺视为其慷慨的援助,并没有将其当成应尽的义务。”
据《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发达国家未能筹集到目标金额,被发展中国家批评“失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COP26相关谈判的进度。
气候脆弱国家:既追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也盼不来资金援助
这些天,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气候脆弱论坛和气候脆弱20国财长集团财务顾问Sara Jane Ahmed穿梭于格拉斯哥会场,为气候脆弱国家不停奔走。
忙碌的她在大会第十天的凌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以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马尔代夫为例,马尔代夫80%的平均海拔不到1米,这里90%的岛屿每年都会发生洪灾,97%的海岸线受到侵蚀。气候变化的速度太快,对他们生存造成了直接威胁,他们不能一直在原地等待。”
Sara介绍道,气候脆弱国家总GDP只有2.3万亿美元,其总排放量仅占全球的5%,代表了在气候变化危机中并无排放责任但首当其冲受到气候灾害波及的14亿人。这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对待,受到各界关注。
雷纳托认为,目前极端气候灾害正在发达国家频繁发生正是一个契机。这将有助于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所需气候资金的紧迫性。
“不稳定的、突发的极端灾害事件正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成为常态。只有真正经历过,一些国家才会体会到这笔气候资金对气候脆弱国家有多重要。但在这笔钱真正兑现之前,我们(气候脆弱国家)还得继续呼吸努力生存。”他说。
雷纳托表示,由于难以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气候脆弱国家正在走近中国,加强双多边对话交流。“和这些国家一样,中国同样经历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伤痛——农业收成受影响,旱灾、洪涝等极端天气。并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更能真切地明白在面对这些共同的挑战时,彼此平等、相互理解、携手应对的必要性。”
当前,一些气候脆弱国家既等不来资金援助,也追不上气候变化的步伐,处境艰难。非洲的加纳、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正面临长期的干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如果不予以干涉,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GDP的33%。气候危机已不断临近。
发达国家应如何加大行动力度,早日兑现承诺?
正在召开的COP26已进入焦灼的谈判中,资金缺口成为多方关切,发达国家正努力挽回“口碑”。
大会第八日为“适应、损失和损害日”,东道国英国宣布了总额为2.9亿英镑的新资金。其中,1500万英镑用于适应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最需要的地方采取行动。
当前,美国、加拿大、瑞典、爱尔兰、德国等多国政府向适应基金承诺筹集2.32亿美元资金,是这一基金单次筹资最高的一次,但仍然距离200亿美元遥不可及。
Sara告诉记者:“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在过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冰岛、新西兰和葡萄牙未能完成其应付的公平份额。而填补未来5年期内(2020-2024年)所需的气候资金缺口,所需的资金仅占发达国家GDP的0.04%左右。”
美国将其盟友日本拉到谈判桌前,为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出力。据悉,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表示,日本承诺的额外资金应该能够填补气候融资的缺口,也许不用等到2023年,在2022年将有望筹得1000亿美元。“
但在孙永平看来,发达国家即便能够兑现迟到的气候资金,在质量和结构也存在关键缺陷。“首先,发达国家主要采取贷款而不是赠款的形式,多边公共气候融资的主体来自于开发银行,私营部门的融资规模也占到1/4左右,缺乏诚意。其次,气候资金的用途往往将减缓置于适应之上。根据《巴黎协定》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应当是各占50%的比例,但当前减缓资金仍然占到了总气候资金规模的2/3以上,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两个行业,并不能有效地提高气候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雷纳托认为:“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停止通过诋毁中国来转移视线,转而让脆弱国家获得真正迫切的关注。一些国家既要信守承诺,募集到承诺的资金,别当‘老赖’。同时,也应积极利用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来确保应对气候危机资金计划的全面、长期和有效性。这才是他们眼下真正应该做的,而非打嘴仗消耗各方精力。”
联合国气候问题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李硕告诉记者:“COP26上会有与气候融资相关的重要任务。按照《巴黎协定》授权,此次大会将开始一个关于2025年之后气候融资的讨论。包括资金的规模、资金应被使用的领域,以及出资国有哪些在内的相关细节会被拿到谈判桌上讨论。COP26不太可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格拉斯哥会开启这样的讨论,通过格拉斯哥之后的一段时间,找到更好地平衡减缓与适应资金使用方式,从而交出一份能帮助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真正走出困境的答卷。”
本报实习生吴欣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