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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向大会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根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22年预安排审议40件法律案，其中明确，将加快推进制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两省区全部，以及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总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作为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近年来，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结合高原实际，制定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办法。例如《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考核办法》、《青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

专门设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什么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海嵩告诉界面新闻，做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的关键举措。

而设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是从法律层面解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修复、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并对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有效遏制青藏高原生态恶化趋势、实现减排固碳、巩固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存在一些特殊性和难点。”陈海嵩介绍，首先，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地形环境和热力分布规律，对全球大气环流走向、全球气候变化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次，青藏高原最重要的资源在生态，最特殊的生态要素是冰川和雪山。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实地考察时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之外，再加上一个“冰”字，体现了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针对性。

此外，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雪豹、藏羚羊、岩羊等多种特色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当地人口和民族分布具有特殊性。

就难点来说，陈海嵩介绍，青藏高原地区受“高”“寒”“旱”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以高寒草甸、草原、荒漠为标志的自然环境系统极为脆弱，且修复能力差。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也存在明显的暖化趋势，随着气温升高，冰川、冻土融化速度加快，冻融侵蚀、土地沙化、草地退化等土地退化现象有加剧趋势，气象灾害更加频繁，江河源头储存水源功能减弱。同时冰川冻土的融化，极易导致新型病毒疫情的出现。

陈海嵩介绍，从人为因素方面来看，青藏高原人口城镇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且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城镇扩张及居民点生活垃圾的无序排放造成城镇周边环境污染；过度放牧、对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已导致局部地区草畜失衡及草地沙化；交通设施建设及运营的燃油等产生新的污染源，加剧了风沙天气。

陈海嵩表示，青藏高原跨越多个流域与行政区，生态环境的治理难度大、范围广、时间长。青藏高原行政区域内、流域内尚未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协调机制，缺乏统一的规制和管理。

此外，由于青藏高原可实施建设时间短，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期短，建设进度较慢，往往造成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如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滞后。同时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没有能力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未能实现生态环境的动态网络化监管。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陈海嵩称，应在规划基础上进行有序开发、合理布局；完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区域环境设施支撑体系；同时要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协调机制，用现代化治理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陈海嵩表示，“出台《青藏高原保护法》需立足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全面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