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飞 （农健、梁淑怡/图）

　　2021年，人猪矛盾爆发。江西上饶市的捕猎队队长王振飞猎捕了一百多头野猪，每一头野猪都登记在册，以防盗猎。捕猎过程中，王振飞也折了20条猎狗，仅靠财政补贴，依然有些囊中羞涩。或被除去“三有动物”之名的野猪，今后如何加以科学、持续地调控种群，面临着很多艰难的选择。

　　2021年下半年，王振飞忙飞了。

　　他是江西上饶市目前唯一一家持枪捕猎队队长，捕猎队队员大多是农民，接到举报，就上山打野猪。7-10月，这个11人的捕猎队有时一天能接到上百个举报电话。有次队员在路上开车，被焦急的农民拦下，“我家闹野猪，麻烦去看看吧！”

　　野猪虽然也是猪，却“霸气”得多，长着獠牙、性情凶猛，民间素有“一猪二熊三老虎”之说。同时，野猪又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从青藏高原到东北的松嫩平原都有其踪影。所以不仅上饶，人猪冲突已席卷全国。

　　野猪要不要管？2021年，泛滥的野猪让监管部门作出了抉择：对待野猪，从保护优先到敢于“亮剑”。国家林草局已陆续在14省开展野猪致害防控试点，探索野猪的“种群调控”，通俗而言就是有限额地捕猎。12月10日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里，野猪更是被除去“三有动物”之名。

　　若真被除名，失去“护身符”的野猪应该按照什么法律进行保护，如何不陷入曾被疯狂盗猎的覆辙，是新的难题。

　　1

　　打野猪是个技术活　　

　　王振飞最近多了一项新任务：给各试点地区新成立的猎捕队当老师。“打野猪是个技术活，需要规范化。”

　　作为退伍军人，王振飞对枪并不陌生，但他发现捕猎野猪和在军营里打靶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一道关就是找到野猪。老猎手告诉他，夏天野猪喜欢待在有水源的山沟里乘凉，冬天野猪会在朝阳面的山包上搭窝。这只是一般规律，每次进山打猎还需要请当地村里的向导寻找野猪足迹，捕猎队则派出一名枪手和一名牵狗人员。“人多了容易吓走野猪，也不安全。”

　　大致掌握野猪行踪后，捕猎也要注意时机，白天还是晚上，甚至季节也要考虑。

　　有的地方选择夜间捕猎，枪支上配有热成像仪，能在漆黑的夜晚发现野猪。这种方式不需要猎狗配合，却可能更加危险。“当人蹲下来时，热成像仪就不好判断到底是野猪还是人，容易误伤。”王振飞因而要求捕猎队必须在白天狩猎，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方便监管。“夜间捕猎，你以打野猪的名义打别的国家保护动物，也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2021年春天猎杀了8头野猪后，王振飞暂停了猎捕活动，一直等到了7月。“当时发现野猪正在产崽，就没有打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灭绝这片区域的野猪，而是减少它们的数量，降低对农民的危害。”

　　捕猎时，猎狗不可或缺。每次进山，牵狗人员要带上七八只猎狗。优秀的猎狗看到野猪足迹会很兴奋，主动追踪。找到野猪后，猎狗迅速包围上去，枪手则上前将其击毙。为了减少对人员和猎狗的误伤，枪手一般要走到距野猪一两米的地方开枪。

　　“有的地方因为办不下持枪证，最后要用刀砍死野猪，距离野猪更近，也就更危险。”王振飞说。他的培训还未开始授课，因为学员们绝大部分还没拿到枪。他自己的捕猎队于2007年成立，到2018年才批下持枪证。

　　遇到攻击力强的大公野猪时，捕猎队员会更加谨慎。这时如果猎狗胆小退缩，被野猪闯出包围圈，野猪可能对枪手带来致命威胁。

　　王振飞觉得，枪猎已经是捕杀野猪效率最高也最安全的方式，饶是如此，枪手误伤猎狗、野猪伤人伤狗等风险仍然存在。有一回打猎，枪手射出的子弹穿透野猪后又打死了一只猎狗。“所以我告诉队员们，尽量瞄准野猪身上比较厚实的地方。”

　　2021年，王振飞的捕猎队捕了一百多头野猪，却折了20条猎狗，他不由得有些伤感。

　　捕猎结束后，捕猎队还要把时间、地点以及猎物照片发到捕猎队微信群，记录台账。这是为了防止盗猎，捕猎队有专门的猎装，每次捕猎行动只有枪手和牵狗人员可以穿戴，“为了防止村里的向导穿上我们的衣服去打猎，影响我们的声誉。”

　　2

　　若被“三有”除名，

　　野猪还能算“野生动物”吗？

　　在上饶，野猪一年四季都可能找人类的麻烦。冬末春初，它们来竹林啃食新鲜的春笋。盛夏，早稻开始灌浆，稻秆有丝丝甜味，最合野猪的口味。它们成群结队下山，不仅吃水稻，还在稻田里打滚，往往能令大片稻田绝收。对这种体重动辄300斤的野兽，农民又恨又怕。

　　但野猪作为生物链的一环，有其独特的生态价值。野猪本身是大型食肉动物如豺狼虎豹的食物。它们用猪嘴拱地寻找植物块茎时，无意间增加了土壤透气性，同时破坏掉一些灌木，防止森林里的林下植物生长过密。王振飞也清楚，在多山的上饶，农民在山间开垦出的田地，有许多是野猪原来的栖息地，所以人猪冲突愈演愈烈也不全是野猪的“责任”。

　　一些环保人士担心，野猪如果被剔除出“三有动物名录”，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捕杀。国家林草局防控野猪危害专家组成员邱英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捕猎野猪需要枪支、猎狗、专业的笼子、围栏等专业手段和工具，而这些工具受到严格管控。所以即便野猪不再受“三有动物名录”保护，捕猎野猪也仍旧依靠专业捕猎队，不会出现普通人大规模猎杀野猪的情况。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野猪不是‘三有动物’了，那它是否还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野生动物’？”邱英杰强调。野保法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如果野猪未来不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其法律地位可能就和老鼠、麻雀、蚊子等动物一致。但野猪的体型大，在生物链中比上述动物的生态位更高，可能还需要进行一定区分。

　　此外，野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不得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火攻、猎套等方式捕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但如果野猪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这些方式能否用在捕猎野猪上，也悬而未解。

　　而捕猎作为调控种群的主要方式，也面临着选择，王振飞希望能向社会放开一些。“有些打猎爱好者会到国外的狩猎场打猎，如果能划出固定区域允许这些人接受训练，跟随专业捕猎人员进山打野猪，可以给捕猎队和农民增加些收入。”

　　王振飞正面临收入上的困境。过去，猎杀的野猪肉可在市场上出售，一头100斤的野猪能卖近4000元，可以补贴捕猎队的开支。但“禁野令”之后，禁食野生动物，这一收入渠道中断，他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因为“租不起了”。

　　目前，有的地方政府按猎获野猪的数量，有的则按重量支付一定资金给猎捕队。但有野猪的地方大都是山区，地方财政比较紧张。

　　新的一年，王振飞希望能建立一个捕猎培训基地，不只培训各地组建的捕猎队，还有感兴趣的社会人士。“我一直想，要让捕猎野猪变得可持续，减少对财政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