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推动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主体的“单循环”发展格局。但是，出口依赖模式在通过从国外取得技术、设备及原材料等，再将产成品销售到国外市场赚取加工利润的同时，在生态环境方面，也带来不利影响。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笔者认为，有必要借力双循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出口依赖型生产方式，在国内巨量消耗资源。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淡水，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遭遇到巨大的瓶颈制约。巨大的消费总量导致严重的资源能源缺口，2018 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约 21%，其中原油对外依存度达 71%。世界工厂模式还导致产品出去了，环境污染却留在我国，引发公众担忧。

　　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控制国际竞争中的人力成本，容易忽略国内的收入改善，甚至刻意压低劳动收入，导致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良。低水平国内市场带来消费不振，需要较高收入支撑的绿色消费更加不足，妨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成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消费端瓶颈。

　　长期的国际代工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还限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到绿色生产的发展。此外，超长距离的大规模原材料及商品运输也带来物流中的巨量能源消耗及损耗。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还将有力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推进绿色新基建。新基建应区别于过去大、笨、粗，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大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力度，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体系。强化基建投入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倾斜，完善城乡垃圾收集转运与处置体系，污水收集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补齐供给严重滞后的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结合无废城市建设和垃圾分类，推进生活垃圾转运体系的智能化改造。加强水利、园林等公共物品建设。

　　构建绿色生产体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用严格的环境监管和环境准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形成绿色经济结构，扶植和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质量、生态类产业，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并促进低碳化发展，推动生态旅游。提高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投入，提高绿色产品供给质量，扩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配套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生产提供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积极促进绿色消费。进一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国内潜在市场的现实化，形成有效的绿色消费能力。完善绿色消费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绿色产品认证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构建绿色消费财税支持政策。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物联网、云平台等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产品信息追溯机制，助力消费绿色化。

　　推进环保市场开放。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要求，构建开放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发挥民营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绿色生产。如上海通过引入特斯拉，就有力带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制造水平和绿色交通水平。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分享我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促进企业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促进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服务、支撑和保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国际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潮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