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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龙制图
李茹玉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许多居民足不出户线上买菜。但这种方便背后，却有另一层隐忧——线上交易得用塑料袋包装，伴随着线上订单数量增长，塑料袋也相应增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塑料袋年使用量超过400万吨。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希望通过有偿使用塑料袋制度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减少塑料袋使用。今年年初，新版限塑令发布。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计划时间表分步进行塑料污染处置。
那么，新限塑令要想执行到位，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消费总量大，回收渠道不畅通
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30亿个，买菜用占1/3
人们对限塑令并不陌生。
《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此后8年，线下零售领域一共节省了约700亿个塑料袋，平均每年节约87.5亿个，这个数字看起来十分可观。但在更庞大的基数面前，限塑似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30亿个，其中仅用于买菜的塑料袋就达10亿个。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超市节能报告显示，以塑料购物袋为例，如此巨额的消费市场使得成本每降低一点带来的收益总额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国塑料回收成本高，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通难，从而使得塑料的回收利用率低。由于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机制不健全，我国的塑料垃圾在拾拣——打包——销售——处理这个长长的产业链中回收成本不断攀升。而在日本等垃圾分类推广较早的国家，塑料垃圾从产生到处置的环节被大大缩短，与此对应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同时，快递业蓬勃发展，但包装垃圾回收成本高、利润低，快递行业几乎不会主动回收这些垃圾。目前我国快递包装垃圾的总体回收率不足20%，其中纸盒回收率不到一半，塑料袋和填充物等回收率几乎为零。
替代品生产成本高，推广难度大
可降解塑料价格是普通塑料的3倍，产能不到100万吨/年
《意见》指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与之相对应，可降解塑料制品、生物基产品不失为减轻白色污染的一剂良方。但当前存在可降解塑料等替代品的成本高、产量低等问题，替代品的供给侧遇到较大挑战。
首先，替代品价格远超出不可降解塑料，并且产能上存在很大缺口。据江南大学包装工程系教授王军介绍，可降解塑料价格是普通塑料价格的3倍，产能不到100万吨/年。而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塑料制品行业汇总统计企业累计完成产量8184.17万吨。悬殊的价格对比和产能差距是可降解塑料推广的第一道难关。
其次，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不仅涉及材料，还涉及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因素。王军介绍，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可降解材料的性能和稳定性差，以及耐高温、韧性、加工的适应性等因素都导致其使用的场景和领域十分有限。同时，推广可降解塑料生产设备需要同步更替，这是可降解塑料推广利用的第二道难关。
此外，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繁多，处置方式各有不同，而我国目前大量塑料制品对自身的可回收性尚无明确标识，这也导致一些可降解塑料造成污染。
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可降解快递包装，是在工业堆肥，而非自然条件下完成降解的，这部分产品需要统一回收降解；而另一部分产品，则需要进入循环经济的链条，统一回收后进入再加工，生成其他产品。塑料的混同可能造成下游产品品质降低，给下游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在回收处置和综合利用方面的多级处置，是可降解材料推广利用无法绕过的又一道难关。
塑料使用场景多需求大
外卖垃圾的减量化处理，不在终端在源头
目前数亿用户对外卖的需求，使外卖盒、塑料袋需求巨大，这也导致外卖垃圾回收艰难。一位垃圾回收站的人员表示：“回收塑料餐盒的价格大概是每公斤两元，利润太薄，而且用过的餐盒都太脏了，回收意义不大。”外卖垃圾的减量化处理，不在终端，在源头。
以美团外卖为例，2019年美团用户约4亿，如果每人每月订餐两次，平均用3个餐盒，1个塑料袋，每年我国在外卖方面会产生144亿个餐盒垃圾和48亿个塑料袋，这就对冲掉了限塑令节省下来的每年约87.5亿个废弃塑料袋。
就快递而言，2017年中国人均快递约为29件、2018年中国人均快递约36件、2019 年中国人均使用快递约45 件……仅2018年一年，全国快递业消耗编织袋约53亿条、塑料袋约245亿个、封套约57亿个、包装箱约143亿个、胶带约430亿米。
在新的消费形势下，塑料垃圾的战场已经悄悄转移到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给限塑提出了更多新课题。也正因如此，《意见》把电商、快递、外卖等新领域的管控纳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