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同时提出，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笔者认为，这一系列重要表述将对未来节能降碳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重新定位了国内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作用。由于疫情缓解后，全国经济复苏逐渐加快，电力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仅2021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就同比增长了10%以上。另外，受全球通胀影响，大宗原材料上涨加速，如煤炭、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煤价和电价倒挂严重，火电企业成本压力激增，发电端供给意愿不强，供电一度短缺。而此时的新能源如风电、水电又受风速、来水量不足等自然影响，发电供应补位不足，这对新能源未来如何作为替代能源提出了挑战。

　　不可否认，煤电目前仍然稳居我国第一大能源，2019年全国煤电装机高达10.4亿千瓦，占全球总装机一半；当年煤电发电量4.56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比重达63%。而新能源风电、光伏的大规模并网，其出力的间歇性和随机性，以及自然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会较大影响系统电能质量，甚至威胁电网稳定运行。业内专家认为，我国电力系统整体缺乏优质的灵活性电源，相比抽水蓄能、气电和储能，经灵活性改造之后的煤电是目前技术条件下最为经济的调峰电源。短时间减少煤电，对全国电网运行效率甚至设备安全会产生不利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本次会议着重强调“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形成能源互补有效供应的格局。

　　其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内涵的改变意味更加注重保障经济“稳增长”。本次会议特别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将许多化石能源的消耗回归“能源使用”的本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在不做能源使用而作为原材料使用时，不再将其折算成能源纳入能耗双控考核。例如，石化行业会用到很多石油，但并不是作为能源使用，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工艺变成了生活用品，而在之前的测算都是按照“直接燃烧”这一过程折算作为企业的能源消耗。本次会议后，预计这部分的石油消耗可能不再算作能源消耗，不纳入能耗双控考核。这也与会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呼应。作为占比一半的基础能源，只要不是直接燃烧，仅作为清洁利用进入生产流程，便不再纳入能耗考核。

　　本次会议还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也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一转变在“双碳”背景下可谓影响深远。近年许多生产重要工业原材料但能耗较高的企业被当地政府“叫停”，如2021年7月，云南省将工业硅产能减产90%，导致下游多个产业受到严重影响，而未来为保障这些关系生产生活的重要原材料行业的正常发展，很可能要建设可再生能源进行能源替代。一旦新增的可再生能源不再计入能耗考核，将对地方生产发展释放出巨大的能源动力，这一转变对于能耗双控红灯预警地区无疑是重大利好，将会是对地方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第三，本次会议提出推动从“能耗控制”转变为“碳排放控制”，有利于更加聚焦“降碳”目标，符合“双碳”政策对于碳排放监测的工作要求，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识别碳排放的来源和强度。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期，我国就建立了“能耗双控”制度，通过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目标，极大地促进各地节能减排工作。近五年的能耗总量和强度数据指标都有明显回落，为促进国家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底，“十三五”以来全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1.35%。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能源消耗的控制是不区分能源品种，不论化石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都列入能源控制额度。如各地兴起的新基建类型中，许多信息基础设施的能源使用量大但碳排放量不大，许多企业为了低碳主动优化用能结构较多寻求使用新能源。本次考核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又不会担忧因为用能额度束缚了自身的发展，从总体上将有利于企业心无旁骛地高质量发展，带动行业甚至整体经济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