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于2026年10月19日至31日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作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通过后的首次全球盘点,本次大会完成了对23项行动目标执行进展的首轮审查,审议通过了近50项决定。会议形成的“埃里温路径”为2030年前加快落实《昆蒙框架》确定了优先行动方向,将改革有害补贴、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推动各国预算和经济决策与框架目标对齐列为重点。同时,大会通过“塞万指南”,为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在这之中,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作为落实《公约》和《昆蒙框架》的重要举措正日益成为共识性的行动路径,各国致力于立足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推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共赢。
一、履约方向:可持续利用为《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
《公约》第1条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并列为三大目标。第10条要求缔约方落实将生物资源保护与持久使用纳入国家决策等5项可持续利用举措。《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式通过《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作为《公约》第10条的配套实施工具。
《昆蒙框架》多项行动目标对可持续利用作出部署,目标5规范野生物种收获、贸易与利用,严防过度利用;目标9推进野生物种可持续管理,兼顾多方惠益并保障土著与地方社区传统可持续利用;目标10聚焦农、渔、林、水产养殖可持续管理;目标16倡导可持续消费、减少浪费;目标18识别并逐步改革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激励措施(含有害补贴)。COP17承载《昆蒙框架》实施后的全球盘点压力,可持续利用能否从原则落地为可测量、可问责的政策安排,是全球社会的核心关切。
二、观点汇集:COP17可持续利用的四大关注点
当前,可持续利用的关注点正在从“能不能用”转向“如何可持续地用、谁来治理、收益如何分配”。能否将可持续利用从原则宣示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态阈值、许可制度、监测体系和惠益分享安排是核心命题。
1. 可持续利用如何“可操作”
2026年7月,《公约》科咨附属机构第28次会议(SBSTTA 28)起草了《野生生物可持续管理自愿性全球指南》,该文本于COP17大会上正式通过。但指南本身是自愿性的,并不针对具体物种设定生态阈值或技术标准,正如《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在闭幕时所言,“我们已经通过了‘埃里温路径’,现在需要沿着这条路走向2030年”。指南的通过只是起点,真正的难题仍在于各国如何将指南转化为本国可操作的许可制度、监测体系和追溯工具。
2. 野生动植物利用与社区生计如何平衡
野生动植物贸易、渔业和薪材利用等在许多地区关系粮食安全和社区收入。COP17东道国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领导人峰会上回忆国家在最困难时期曾“砍树取暖、捕鱼果腹”,而如今他母亲出生的村庄里,昔日依靠盗伐谋生的人已转为生态旅游向导。塞凡湖白鱼生物量在十年间从几百吨恢复至约4511吨,塞凡湖周边的传统渔民也通过培训转向养蜂、生态露营等替代生计。
3. 农林牧渔生产方式与补贴改革
可持续利用不只涉及野生生物资源,农林牧渔领域的生产方式和补贴激励同样是关键变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17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严峻的现实是,我们把钱花在了错误的地方。每投入1美元保护自然,就有30美元用于破坏自然。”他同时点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正是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原因。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算,全球每年约2.4万亿美元仍在流向各类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而《昆蒙框架》要求到2030年每年至少削减5000亿美元。
4.同一健康与跨部门协同
可持续利用并非单纯的资源管控议题,它和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风险紧密交织,比如野生生物捕捉与贸易可能加剧疫病传播、不合理的农业投入既损耗生物多样性也威胁人体健康等。COP17审议了秘书处提交的《生物多样性与健康进度报告》,报告将野生药用生物可持续采集、农用化学品的健康影响、抗菌药物耐药性等纳入评估范畴,体现“同一健康”理念持续嵌入可持续利用治理。
三、实践分享:来自中国的可持续利用探索和启示
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依托完备的法治体系、多元的地方实践与社区参与机制,中国在资源有序利用、生态价值转化、惠益共享等方面形成的经验,为全球缔约方提供可参照的方案。


中国角举办“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主题边会
一是以系统性法治与顶层制度筑牢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中国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体系,生态环境法典整合物种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资源开发管控、传统知识保护等制度,为可持续利用提供稳定法治保障。同步建立自然资源产权、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配套机制,构建起“利用有许可、收益有分配、破坏有追责”的监管框架。依托野生重点保护植物采集、林木采伐、天然水域渔业捕捞等专项许可制度,对野生生物资源利用活动设置准入条件与利用上限,将资源开发活动严格限定在生态承载能力范围内。
二是依托资源禀赋探索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利用模式。中国通过“护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路径,打通生物资源价值转化渠道。“护绿换金”依托生态补偿、管护岗位等机制,让承担保护责任的社区获得稳定收益。“聚绿成金”依托本土资源发展低干扰产业,如武夷山国家公园严守管控边界,发展生态茶园,统筹茶业发展与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元阳哈尼梯田传承稻渔共生传统,保育种质资源与山地生态,发展生态文旅。“借绿生金”借助市场化交易盘活生态资产,如浙江安吉依托84万亩毛竹林开展竹林碳汇经营,碳汇收益按约定返还村集体和农户。

武夷山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樱花盛开
三是推动社区参与和惠益共享,让资源使用者成为保护主体。可持续利用不是简单放开或限制资源采收,而是通过明确的利益联结机制,把保护责任、资源收益同步给到一线社区,形成内生保护动力。例如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累计安置退捕渔民超过23万人,大量渔民转为巡护员,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稳步回升。在云南的高山植物利用项目中,社区合作社负责种质管护、原料采收,企业按协议将收益回流村寨,把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配给传统知识持有者。
结语
COP17围绕可持续利用展开的讨论,核心不是为资源利用放开无约束的通道,也不是简单采取一刀切的禁限措施,而是推动这项《公约》原则落地为可测量、可问责、兼顾多方主体的治理方案。大会上各方聚焦科学生态阈值与许可体系的构建、社区生计与物种保护之间的平衡、激励政策导向的优化以及跨领域协同治理框架的搭建等一系列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在可持续利用领域的探索,正是回应这些全球共性难题的本土化尝试,依托法治许可体系划定资源利用边界,依托多元转化路径盘活本土生物资源,依托社区共管搭建惠益分享渠道。各地的成功实践证明,在生态承载底线的约束下,可持续利用能够打通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通道,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协同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编辑:董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