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正在深刻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人工智能已从辅助工具跃升为驱动治理范式变革的核心力量。从生态环境监测的“天空地海一体化”感知网络，到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智能化精准施策，人工智能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融合日益深入。然而，若仅将人工智能简单视为替代人力的工具，忽视人机协同的制度构建，便容易形成“数字形式主义”。事实上，人工智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场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重塑，需要在技术迭代与制度创新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构建人机协同、数智融合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夯实数字底座，构建全域感知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是精准感知。传统监测手段存在覆盖面有限、时效性不足、数据碎片化等短板，难以满足美丽中国建设对精细化、动态化管理的需求。人工智能的介入，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可能。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物联网传感器和边缘计算等多元技术融合，可以构建起覆盖大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全要素的智能监测网络，实现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实时感知、智能识别和趋势预判。特别是运用深度学习算法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解译，能够大幅提升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线索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数智化转型，统一数据标准、打通信息壁垒、强化数据治理，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供给，筑牢数字生态文明的底座支撑。
 

深化智能应用，创新精准高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问题，更在于辅助解决问题。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海量环境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模拟推演，实现污染源的精准溯源、传输路径的智能预判和治理方案的科学优化，推动治污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例如，在大气环境治理中，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气象条件、排放源清单和污染物浓度进行耦合分析，能够提前预判重污染天气过程，为应急管控赢得主动；在水环境治理中，构建数字孪生流域模型，可以对不同治理情景进行“沙盘推演”，辅助决策者选择最优方案。
 

此外，人工智能在碳排放核算、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绿色金融风控等领域的应用，也为“双碳”战略实施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工具。应当聚焦这些重点场景，深化“人工智能+生态环境”的融合，让技术红利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人机协同，完善闭环管理的智慧监管体系
 

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代人的价值判断和制度执行。人工智能在生态环境监管中的定位，应当是辅助而非替代。机器可以承担线索发现、风险预警、数据分析等“前半篇文章”，但现场核查、专业认定、执法裁量、整改验收等“后半篇文章”，必须由专业人员依法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条线索的核查处置结果，都是最宝贵的人工标注数据，只有回流反哺模型训练，才能形成“发现—核查—处置—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让人工智能越用越准。

因此，要建立线索分级分类机制，根据模型置信度实行差异化处置；建立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机制，防止线索“有去无回”；建立结果回流迭代机制，以真实监管场景数据持续校准模型。同时，要明晰人机权责边界，保证执法决定必须由执法人员依法作出，杜绝“唯线索论”，让智慧监管既有技术精度，也有法治温度。
 

守牢安全底线，构建可信可控的伦理规范框架
 

人工智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度应用，同时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责任归属等新的治理挑战。生态环境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一旦遭到泄露或被恶意利用，后果不堪设想。算法模型的“黑箱”特性，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可解释，影响公众信任。因此，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必须将安全可控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加强生态环境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完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守牢安全保密底线；要推动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研究，建立算法审计和评估机制，确保技术应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制定人工智能生态环境应用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明确数据使用边界、算法责任归属和人工干预机制，防止技术滥用。人工智能只有在安全可信的轨道上运行，才能真正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助推器。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升，已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面向未来，我们既要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以人工智能之“智”提升生态治理之“效”；也要保持清醒的定力，以人的主体性之“治”驾驭技术工具之“器”。只有将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深度耦合，将技术赋能与制度约束有机结合，才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生态治理之路，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的智慧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