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口上，写在纸上，干在地上，反映在天上。”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用这四个步骤概括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硬功夫”。而2018年，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这几年空气质量改善，到底靠人还是靠天”的提问，他当时的回答是“人努力、天帮忙”。
从“人努力、天帮忙”到如今的“四步功夫”，8年过去，贺克斌给出了一个更系统、更笃定的答案。“天上的空气质量改善，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地面减排，要通过人的努力把它‘减’出来。”贺克斌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大气十条”打响蓝天保卫战，到如今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落地，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治气之路。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套“打法”在支撑？
精准治气：干在地上，就能反映在天上
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中，哪些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复制的？
面对提问，贺克斌回答道：“形成空气污染，内因是排放，外因是气象。内因是最核心的。这些年我们之所以能实现较大幅度的大气污染物减排，最终在天上看到效果，靠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在他看来，这套组合拳的起点是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决心”。从“大气十条”到“蓝天保卫战”，再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每一阶段国家都会给出明确的全国和重点区域的改善目标。这些目标被分解成年度任务，再层层分解到省市。“就像接力棒，每一棒都有清晰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跑。”贺克斌这样比喻道。
有了目标，怎么落地？“我们逐渐形成了全国和区域的排放清单体系、监测观测体系，以及把地上排放与天上浓度关联起来的数值模拟体系。”他解释说，这三样也是国际公认的核心科技支撑——排放清单告诉你“减什么”，监测体系告诉你“天上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数值模拟则能把“地上减的”和“天上测的”对应起来，而持续不断的科研投入让这套体系日益精细。贺克斌表示，正是依托这一体系，政策制定得以更加科学、可预期。例如，对未来五年的减排幅度及空气质量改善空间，可以通过模型开展前瞻性评估，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但再好的计划，如果落不到地上，终究是“纸上谈兵”。贺克斌用那句“挂在口上，写在纸上，干在地上，反映在天上”，点出了中国模式最硬核的一环。
他回忆，在治理初期，部分地区治理效果不及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干在地上”这一环节落实不到位。如今，通过实时监测、卫星遥感等多种“技防”手段，使得试图偷排的企业无处遁形。“如果几套数据对不上，我们就能把问题筛查出来。”贺克斌说，正是这种“人防+技防”的强力执行，才让写在纸上的目标，真正变成了群众头顶上的蓝天。
科技支撑：从“侦察兵”向“系统工程师”转变
在贺克斌看来，如果说过去十年的治理重点是对二氧化硫、一次PM2.5等“显性”污染源的“精准打击”，那么进入新阶段，科技支撑的角色正从“侦察兵”向“系统工程师”转变。
由于长期深耕污染源清单研究，贺克斌对此体会颇深。他举例，早期通过污染源清单、监测解析等手段，迅速锁定燃煤电厂是二氧化硫的主要贡献者，于是通过推动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改善效果。
随着治理进入深水区，更进一步的减排面临更多挑战，如何突破？答案在于更精细的科技支撑。贺克斌介绍，他与团队在“十四五”期间开展的全组分、近实时的排放源清单研究，为“十五五”更精准的治理打下了基础。比如，为了保障新能源发电系统的稳定性，煤电作为保障性功能启停频繁，这会产生氮氧化物短时高排放。这一新挑战，需要通过高时空分辨率的多维清单技术来发现。再比如，在VOCs治理中，全组分清单等研究发现过去未被足够重视的半挥发性和低挥发性有机物，恰恰是形成臭氧和二次有机气溶胶的关键。“这为我们实施精准治理提供了新的科技依据。”贺克斌强调，“但它的核心思路不变，就是需要继续减排。”
当被问及“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发力时，贺克斌总结了从“精准治霾”到“系统治理”的转变：“减排是硬道理，这个没变。但进入‘十五五’时期，它的新特点是协同减排。”其中，既包括碳与污的协同，也包括多污染物之间的协同。例如，将VOCs中的低挥发成分与氮氧化物、农业源的氨等一并纳入治理范畴，正契合了我国目前强调的从“重点整治”向“系统治理”的转变。
中国的治气经验，哪些能“打包”分享？
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贺克斌用“喇叭口”效应一词解释道：“经济指标往上走，污染物浓度往下走，这个‘喇叭口’越张越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的目光。”他告诉记者，在BAQ大会上，来自亚洲多国的同行们迫切地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贺克斌的答案坦诚而开放。“中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因为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管理体系都不一样。”他说，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共享的，那就是科技支撑能力。“如何编制排放清单？如何建设有效的监测网络？如何搭建天地关联的数值模拟体系？这些是实施科学决策时绕不开的能力建设。”
他告诉记者，过去几年，通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等机构打造的区域交流项目，越来越多亚洲国家代表走进北京、上海的监测站，清华、北大等高校，学习这套“工具箱”。贺克斌说，有了这些工具，每个城市就有能力自己判断：在当前的阶段，该优先治理什么？共同发力还是逐个击破？
在贺克斌看来，中国还有两个“软实力”值得借鉴：一是目标设定，二是执行力塑造。 “有了目标，据此才能制定有效措施。而执行力方面，以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例，则通过一种‘比较’的压力，催生了地方治理的内生动力。”
贺克斌分享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曾经有一位市委书记找到他，着急地说需要赶紧把PM2.5浓度降下来。因为不降下来排名落后，导致招商引资等系列问题受影响。“这已经不是‘面子’，而是实打实的‘里子’，关乎经济发展。”贺克斌告诉记者，这种由数据公开带来的“比较压力”，也是可以结合不同国情进行借鉴的治理智慧。
当话题转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时，贺克斌表示，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提出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等承诺。这不仅是国际履约，更是美丽中国建设后半程的关键支撑。
而这份支撑，正在转化为全球绿色转型的“中国力量”。“我们已经在加快建设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体系，加快推动交通电气化等新趋势。”贺克斌说，“相关技术在国内已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和低成本化，换句话说，我们为世界储备了一套成熟、可负担、可大规模应用的减碳‘武器’。”从COP28到COP29，国际社会持续聚焦如何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如何弥补气候融资缺口等关键议题，而中国恰恰能够在规模化技术路径和成本控制上提供现实可行的选项。这正是中国从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的生动注脚。
如今，再回看那句“人努力，天帮忙”，贺克斌认为，过去十年靠“人努力”交出了蓝天答卷，面向未来，这份努力正在从末端治理转向以降碳为牵引的系统性变革。决心“挂在口上”，最终“反映在天上”——这既是中国十年治气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为全球绿色转型打出的一套可供参照的”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