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已至，不少人又受到花粉过敏的困扰。中环报记者日前就有关话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大数据与AI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植物科学数据中心执行主任吴慧。吴慧认为，过敏人群增多是环境变迁与生活方式演变共同影响人体免疫的结果，试图完全清除现有致敏植物的做法难以实施，需采取基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生态修复方式，构建全面、科学的防治体系。

吴慧，中国科学院植物科学数据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大数据与AI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工作委员会秘书。致力于推动构建高质量科学数据资源体系、强化科学数据中心能力建设、推进研究型数据中心的发展，服务国家植物园信息化建设、支撑自然保护地智慧管理。主持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科技条件改善专项项目、林草相关课题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Molecular Ecology、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Scientific Data、生物多样性等主流期刊。

过敏人群增多是环境变迁与生活方式演变共同影响人体免疫应答的结果

中国环境报：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人受到了过敏的困扰。当前，导致过敏的植物主要有哪些？

吴慧：地球上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因此致敏植物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地区，秋季的主要致敏植物包括菊科蒿属及大麻科葎草属等草本植物。春季则以乔木类植物为主，如圆柏、侧柏、杨树等。

不同地区的致敏植物也存在差异。例如，上海地区常见的是悬铃木等类群，深圳则以木麻黄为主。若将视野扩大到欧美地区，当地常见的致敏植物包括桦木科植物和豚草属植物等。

中国环境报：您提到，我国北方秋季致敏的主要是菊科蒿属植物。这些是本土植物还是外来物种？

吴慧：菊科蒿属是一个大类群，全球约500多种，中国有近200种。以北京为例，这些物种多数属于乡土物种，也就是本地原生的。蒿属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北京分布也很广。比如在林下或山区常见的有阴地蒿、白莲蒿等，在荒地、农田边缘或碎石滩常见的有野艾蒿、黄花蒿等。

值得一提的是，蒿属中有一个“明星物种”—— 黄花蒿。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所依托的青蒿素就是从黄花蒿中提取的。所以说，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蒿属的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哪怕只是去爬一趟香山，都可能遇到好几种蒿。

因此，菊科蒿属植物是乡土物种而非外来入侵种。但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它像入侵植物呢？主要是因为蒿属属于“先锋物种”，适应能力极强。“先锋物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在一块受到干扰、遭到破坏甚至原本是没有植物生长的裸地环境中最先定居下来的植物种类。一旦有土地荒废或受到人为干扰，植被遭到破坏，蒿属瘦果就会借助风力大量传入、迅速生长，并快速占据空间。正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和扩散能力，产生了“入侵”的现象。

另外，在内蒙古等草原地区，由于天然草地出现退化，蒿属作为先锋植物也更容易在退化草地上建立种群，这也是它在某些区域广泛出现的原因之一。

中国环境报：这几年过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与哪些因素有关？

吴慧：这里我想普及一个基本概念：花粉本身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自然界中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是植物实现基因交流与繁衍的物质基础，对维持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以及农作物高产都至关重要。例如，许多农作物需要通过花粉传播完成授粉，才能结果实。

花粉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气传致敏原，尤其是风媒传播的植物，如蒿属植物，其空气中的高浓度花粉引发免疫应答。

大家感觉过敏的人变多了，这并非只是一种主观印象，而是有确切数据支撑的。目前全球过敏发病率已高达40%，我国已有近2亿人深受花粉过敏困扰，过敏已被列为21世纪主要的慢性疾病之一。

过敏人数增多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解释：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两者最终都影响并改变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反应。

自然环境变化方面。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些地方也面临空气污染困扰。城市中的空气污染物，如粉尘、颗粒物等会附着在花粉表面，使得花粉更深入地沉积在我们的呼吸道，从而显著加剧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同时，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导致许多植物的花期提前、花期延长，从而使空气中花粉的整体数量和人类暴露时间增加。有研究明确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1995年至201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的花粉季平均增加了21天，俄亥俄州增加了15天，阿肯色州也延长了6天。花粉季变长直接推高了过敏患病率。再看北京的数据，对比1983年—1986年和2010年—2013年两个时段，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显著上升，且与气温升高呈正相关。

我们也能直观感受到的天气与物候的变化。比如今年北京春季温度偏高，导致圆柏花期提前并爆发式散粉，春季过敏非常突出。而当前秋季蒿属植物花粉量大，也与今年雨季长、降水多密切相关。高温高湿的环境促使草本植物生长旺盛、花粉量增加。

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方面，包括饮食结构的调整、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各类化学制品与工业产品接触增多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及体内微生物群落。在这些复杂外界环境的持续刺激下，即便遗传背景没有显著改变，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更易出现应答紊乱。总而言之，过敏人群增多是环境变迁与生活方式演化共同影响人体免疫应答的结果。

蒿属植物是自然植被的组成部分，减少致敏花粉，我们更主张采取基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生态修复方法

中国环境报：为了破解花粉过敏难题，呼和浩特、银川等地开展了拔除蒿草的活动，也有不少群众自发参与。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有效？

吴慧：从生态学和植物学角度来看，简单拔除蒿草的做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蒿草在自然环境下有极强的结实力和繁殖能力，种群恢复快、扩散能力强。作为一类草本植物，仅靠人工清除部分植株，效果有限且难以持续。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蒿属植物是自然植被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退化草地上，它作为先锋物种具有固沙、保土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因此，我们更主张采取基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的生态恢复方法。

中国环境报：为解决花粉过敏问题，植物研究和生态治理领域做了哪些工作？如何才能更好破解花粉过敏难题？

吴慧：在应对花粉过敏方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已经开展了系统性、多维度的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所张金谈研究员与北京协和医院叶世泰教授合作，出版了《中国气传致敏花粉》一书，系统梳理了致敏花粉种类、分布及防治措施，奠定了我国花粉致敏研究的基础。

如今，我们依托植物科学数据中心，构建了全时空、多维度的植物大数据平台。一方面，通过花粉形态大数据支持精准的花粉鉴定与监测；另一方面，基于植物多样性研究和生态修复实践，科学指导城市园林绿化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植被恢复，从源头降低花粉暴露风险。

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植物研究所科学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生态修复，从源头上优化植被结构，而非简单清除。在中国北方草地退化治理中，科研团队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科学方案：首先促进植被建植，在此基础上优化群落结构，推动单一物种主导向多样性群落转变。例如，在草原恢复中，通过培育以禾草为优势种的多样化植物群落，逐渐减少蒿属等先锋物种。随后，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的功能稳定性，充分发挥植被固碳、涵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关键生态功能。最终实现植物—土壤—土壤生物群落的整体优化，基本实现近自然恢复。结合光伏产业的发展，我们也积极提出生态修复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方案、新思路、新模式。

过敏的预防与治疗未来的方向应当是致力于构建科学的解决方案

中国环境报：应对花粉过敏，除了从生态治理的角度解决，还需从哪些角度发力？

吴慧：在过敏的预防与治疗方面，我们必须依托扎实的基础研究，推动多学科交叉合作，以研究出更科学的方案。当前，我们为应对春季的圆柏或秋季的蒿草等致敏原采取行动，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植物分布的演变，人群可能接触的过敏原种类还在不断增加。因此，未来的方向应当是致力于构建科学的、综合的解决方案。

过敏问题不仅是花粉源多少的问题，更是环境因素、人体免疫状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整合植物学、气象学、环境科学、免疫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力量，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监测和免疫干预，形成一套全面、科学防治体系，最终实现从应对到预控、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

中国环境报：如何推动实现从“应对单一过敏原”到“构建体系化解决方案”的跨越？

吴慧：要实现这一跨越，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共同发力：科研支撑与公众参与。

在科学研究层面，当前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是经费投入不足，特别需要政府等多源渠道对过敏领域及相关基础学科的长期稳定性支持。目前临床上的检测和治疗手段不足，我们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合作的经费投入。

在公众与社会层面，我们倡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的个体是预防过敏的重要一环。免疫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保持充足睡眠、规律运动等，都有助于提升整体健康活力，从而调整身体的免疫应答反应。每个人可以从自身做起，通过主动健康管理拥抱更高质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