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是水陆交错带形成的典型自然综合体，通过独特的结构与功能，持续提供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等多项关键生态服务。我国湿地资源总面积达5635万公顷，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人均湿地面积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0%。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目前有超过20%的湿地位于生态敏感区，如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等。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提升湿地的生态承载力与服务效能，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实践路径。

然而，当前我国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新污染物污染风险。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新污染物，包括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等，也通过直接排放、水体交替、干湿沉降等多种方式持续进入湿地生态系统。最新监测数据表明，我国各类典型湿地生态系统已普遍存在新污染物复合污染特征，且湿地新污染物分布区域广、地域特征较为明显，与工业化、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程度、季节性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急需系统推进湿地生态系统新污染物防控。

新污染物在湿地环境中呈现出显著的“三高”特征

新污染物在湿地环境中呈现出显著的“三高”特征，即高迁移性、高持久性和高生态风险性。

其一，迁移扩散能力显著。湿地作为开放型生态系统，其活跃的水文过程和生物活动（特别是候鸟迁徙）为新污染物扩散提供了理想通道。研究表明，全球候鸟迁徙网络可跨越洲际运输新污染物，导致本应发挥净化功能的湿地成为潜在的新污染物扩散中心。

其二，持久残留特征突出。新污染物具有苯环等稳定性结构，使其在自然环境中较难降解。更值得警惕的是，湿地特有的沉积物吸附、植物富集和微生物固定等生态过程，进一步延长了新污染物滞留时间，形成长期生态隐患。

其三，生态风险尤为严峻。作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湿地污染物危害具有显著的级联放大效应。一方面，通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直接威胁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等珍稀濒危物种生态安全；另一方面，在人类活动密集区，新污染物沿生态链逐级累积，最终通过水产品等途径影响公众健康。

这种“持续输入—缓慢转化—长期累积—多级放大”的污染特征，正在引发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内源式系统性衰退。因此，必须强化新污染物风险管控，特别是要强化自然保护区、水源敏感区、特殊生境区（国际湿地公约名录湿地、鸟类迁徙通道）等生态敏感区湿地新污染物风险管控。

系统推进湿地环境新污染物防控的建议

为系统推进湿地环境新污染物防控，全力提升生态敏感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系统开展生态敏感区湿地新污染物本底调查与监测。整合国家新污染物治理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等重点工作，实施生态敏感区覆盖水体、沉积物及生物基质的跨介质新污染物本底调查，摸清新污染物底数，掌握生态敏感区新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分布特征与危害效应。针对不同类型湿地，开展各类新污染物现状评估，衔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制定湿地敏感区补充名录，纳入国家重要湿地常规监测指标，强化监测方法和技术的标准化建设，构建“水—沉积物—生物”三维监测体系，重点加强候鸟迁徙通道、河口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的监测能力，有效应对湿地环境新污染物输入隐蔽性难题。

二是构建生态敏感区湿地新污染物过程防控与风险评估体系。在传统退化湿地生态修复基础上，对于重点新污染物建立分级防控机制，特别是源头强化新污染物输入管控，实施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源头淘汰限制使用，对于生态敏感区污水处理厂制定适合的新污染物排放标准。研发新型阻断技术，过程阻断新污染物食物链传递。对于重点污染区，实施“光催化—植物吸收—动物调控—微生物降解”四元协同的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协同构建湿地珍稀物种毒性动态监测数据库与旗舰物种生态安全阈值评估体系，开展新污染物生态健康风险评估，制定湿地重点保护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方案，实现从被动应急治理向主动精准防控转变。

三是健全生态敏感区湿地新污染物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在现有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协作基础上，建立生态敏感区湿地新污染物的跨省域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开发集监测数据、科学研究、治理案例于一体的湿地新污染物智慧管理平台，实现重点湿地数据实时共享。组建由环境科学、湿地生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高水平智库团队，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完善“企业自律—公众监督—政府监管”的三维共治管理体系，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调，加快形成现代湿地生态系统新污染物管控新格局。

作者单位：纪荣婷、张龙江，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程虎、李威、韩建刚，南京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