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生态环境领域基础研究、实施关键技术攻关行动……近日，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助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意见》中的行动怎样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当前跨学科、跨部门技术攻关存在哪些机制梗阻？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环科院首席科学家李海生接受中国环境报专访，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如何助推美丽中国建设这一话题进行了阐述。

中国环境报：《实施意见》提出，到2035年实现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并部署了基础研究提升、关键技术攻关等五大行动。您认为这些行动如何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支撑？

李海生：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精神，生态环境部积极推动“科技领域”向“领域科技”转变，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近期启动的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这是科技体制改革后生态环境部牵头负责的第一个重大科技专项。专项在设立之初，就聚焦关键科学问题，上接“天线”，紧密对接生态环境部各司局环境管理需求；下接“地气”，紧密结合各地实际治理需要，确保把各方面的需求转化为科研问题，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切实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区域环境治理的效能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动能。相信随着科技体制的不断完善，《实施意见》提出的五大行动，必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中国环境报：《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环境，强化生态环境领域与相关领域科技创新规划的衔接，搭建跨部门协同的科技政策工具箱。当前跨学科、跨部门技术攻关中存在哪些机制梗阻？应当如何解决？

李海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唯有采取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作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顽瘴痼疾”。

目前，跨学科、跨部门技术攻关仍存在组织、区域、学科、信息和技术“五大壁垒”。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的领导下，中国环科院积极探索建立“1+X”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组建了大气、长江、黄河三个联合研究中心，开展了“百千万”工程实践，即在全国145个城市，汇聚一千多支科研团队，一万多名科技工作者，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给地方“送科技、解难题、把脉问诊开药方”，推动治理范式从“切块式、片段化”向“协同式、整体性”转变，破解了“五大壁垒”，有力支撑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快速改善，真正实现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科技攻关。

中国环境报：您曾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生态环境科技新机遇”，需将生态环境科技嵌入产业全流程。您认为如何才能推动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落地及环保产业升级？有什么好的做法？

李海生：好用、管用、实用的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离不开基于时代背景、国家需求的生态环境科研范式。进入新时代，必须推动狭义生态环境科技向广义生态环境科技转变，将科技对上嵌入国家环境管理、对下嵌入地方污染治理，同时嵌入行业发展的全过程，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比如，氢能技术和炼钢技术一旦耦合，传统炼钢工艺带来的污染问题、碳排放问题将有望彻底消失，并助力钢铁行业实现“绿色革命”、迈入“碳中和时代”。再比如，建设零碳运输廊道，不仅能降低运输环节的碳排放，更能从污染源头解决运输环节的氮氧化物污染问题。此外，在农业面源治理领域，将微生物肥料、微生物农药技术与面源治理相结合，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面源污染的问题。

中国环境报：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将会给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

李海生：人工智能（AI）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一项革命性技术。面对新趋势和新变化，我们不能有鸵鸟思维，要敢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拥抱新技术，让新技术成为提升效率的帮手。

在生态环境领域，AI技术正深刻改变科技创新的效率。比如AI+环评能够达到一小时自动生成环评报告、半小时完成报告审核。目前，中国环科院正积极融入“AI+”国家战略，深化生态环境大数据、大模型应用研发，建立综合分析、科学研判的“智慧脑”，辅助科研人员实验设计优化、机理机制演绎等，助力现有技术迭代、未来技术发掘、跨界技术应用。

中国环境报：过去一年履职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未来您将继续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海生：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我希望协助环资委的领导，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嵌入其他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条文中，提升这些法律的含“绿”量。因为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各个行业产生的问题的积累，环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美丽中国建设也不是生态环境部门自己的事，要靠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推动各行各业投身到美丽中国建设中去。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矿产资源法修订的建议，其中关于加强矿产资源法中的“含绿量”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中，生态文明的要求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彰显出我国的立法机构和相关部委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也让我十分感动和欣慰。

投身环保事业40年来，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聚焦大规模建设开发活动的累积性污染控制，在“源头防、协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在京津冀、长江、黄河等重大战略区探索了“1+X”生态环境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下一步，我将把工作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应用于当下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污降碳工作当中，重点关注二氧化碳排放控制问题。同时，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标准的国际化，提升我国在环境标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