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加剧，且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不断加剧。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将加快，目前已经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速度快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昆蒙框架’通过以后，国际社会对‘昆蒙框架’，特别是‘30×30’目标，给予了更多的厚望，并积极探索保护的模式。”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校长魏辅文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年会“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昆蒙框架”主题论坛上表示。

今年1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2023—2030年）》的发布，使我国成为“昆蒙框架”通过后全球首批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行动计划更新的国家之一。这也进一步鼓舞了作为科技工作者的魏辅文，让他对如何从科技如何更好地支撑“昆蒙框架”履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开了思路和想法。

在他看来，首先要推动生物多样性监测卫星的研发，实现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监测。“昆蒙框架”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监测来掌握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和动态变化规律，随着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环境DNA组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在监测精度提高的同时也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

“但截至目前，由于载荷技术可分辨率（音）限制，还缺乏专门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卫星。所以，希望未来通过技术攻关能发射生物多样性监测卫星，真正实现生物多样性的连续监测。” 魏辅文说。

其次，统筹考虑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实现保护地的综合规划也同样重要。

魏辅文表示，“原来的保护地规划基本是以物种多样性来做的，“昆蒙框架”突出了野生生物的遗传性的重要性，因此在‘30×30’目标落地实施时要综合考虑将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实现基于多维度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地的规划。我们之前有一项研究，是从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多样性三个维度来揭示全球海洋动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建立22%的海洋优先保护地就可以实现95%以上的海洋动物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乃至系统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同时，魏辅文还建议启动濒危物种诺亚方舟国际大科学计划，为濒危物种的保护，特别是灭绝物种的复活提供契机。“昆蒙框架”致力于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灭绝的趋势。随着技术不断发展，物种高质量完整基因组的保存得以实现，未来可以考虑借助合成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基因编辑、克隆技术的发展，有望实现灭绝物种比如白鳍豚的复活，因此需要建立国际科学联盟，启动濒危物种诺亚方舟国际大科学计划，通过解析和保存濒危物种的高质量完整基因组，建立物种拯救和重现的技术体系，为濒危物种拯救和灭绝物种重现提供技术支撑。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30×30’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依赖于OECM（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的规定可以参照标准，但应该要有足够的灵活度，可据实际情况设立不同标准。中国范围内的多项措施都是潜在的OECM，比如生态保护红线、重要栖息地、生态保护小区、神山、圣湖、风水林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推广价值。这些潜在的OECM在大幅度提升保护面积的同时，还可以将已有的自然保护地连接起来，提升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但是如何来调动资金和资源来实现基于OECM的保护仍然是未来需要探索的课题之一。”他表示。

会议期间，魏辅文也分享了江西婺源保护区的典型案例供各方借鉴。据了解，从1992年起江西省婺源县率先探索中国自然保护小区的生态模式，对斑块状分布的天然林实施保护，截至目前已经建立了193个自然保护小区，保护了中国特有仅分布在江西的极度濒危的蓝冠噪鹛，其种群数量从原来2012年的约200只发展到了现在的600只左右，实现了社区发展和物种保护的双赢。

“江西农业大学有幸参与了蓝冠噪鹛的保护工作，我现在作为校长，正在推动我们学校就8000亩林场作为OECM来保护，学校也将我们后面的1000亩森林公园纳入到申报庐山国家植物园，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有益的探索。”魏辅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