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与管护机制。作为新时代的新粮仓，高标准农田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有何作用？其验收评价有何标准？目前各地高标准农田“建验管”有何亮点和难点？针对以上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汤怀志。

中国环境报：所谓高标准农田，它的“高”体现在哪里？

汤怀志：按照我国2022年发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中的定义，高标准农田是“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耕地。”依次来说，是要回答这几个核心问题：首先是田面状态如何。田块的形状是否规整、是否利于耕种？其次是水怎么样。能否做到水源有保障，旱能灌、涝能排，从而保证基本的作物用水需求，朝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目标迈进。

路的配套也很关键，现在农业耕作以机械为主，路太窄的话，大型农机无法通行、下不去田，或是粮食收了出不来，高标准农田也就失去了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环节依靠数字化管理手段，无人机飞播、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基于物联网的农机自动控制、高精度农田监测等都需要新的农田装备，因此电力是一种重要基础设施。

值得强调的是，土壤本体的状况也是评价高标准农田的标准之一。事实上，很多耕地问题都和土有关，比如，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南方土壤酸化的问题，西北的风沙地土壤贫瘠问题，山地土壤耕作层太薄无法用于生产等较常见的问题。此外，有些土壤的先天质地不好，比如，我国夏粮主产区常见的砂姜黑土虽然看着很黑但养分含量很低、质地黏重、还含有砂姜影响耕作，是典型的障碍性土壤。把障碍性土壤培育成肥沃的土壤，需要对土壤进行改造消障，这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应有之义。

要理解高标准农田“高”在哪，就要回到它的建设初衷上。高标准农田建设首先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所以它的“高”最终一定是体现在高产量上，这是它的核心判断标准。其次，还有生产稳定性问题，即高产量要可维持，配套设施建设要能正常运行。第三是要方便利用，良田与良机良法系统配套，让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户、生产者有获得感。因此，简单来说，好田好地加上好的建设、利用和管理就是高标准农田。

中国环境报：高标准农田在推动粮食增收以及农业可持续方面，有何作用？

汤怀志：高标准农田一定会带来耕地质量的提升，不光是农田本身的土壤质量，也包括农田配套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产量亩均提高10%—20%，生产效率提高10%以上。

此外，还有一些无法确切计算的数据。从农户角度看，由于土壤基底肥沃了，需要投入的成本就减少了，劳作时间的节约和抗灾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额外收益；从区域角度看，通过节水、高效耕作，能够提升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本增效、降能减碳。综合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经济、社会、生态上都有明显成效，我认为这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工程，是建设新时代新粮仓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过去人们常说自然灾害“20年一遇”，现在频频发生，这就需要高标准农田具备气候适应性。实际上，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一次重要考验，但凡没有经受住考验，高标准农田是不合格的。

从建设成效较好的地方看，高标准农田确实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比如在河南，与没有建设的区域相比，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在抗灾减灾的能力上有巨大提升。但也要注意，小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起不到这一作用，比如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烂场雨”“干热风”，解决这些区域性问题还需要建设连片的、系统的高标准农田。

今年河南遭遇了旱涝急转现象，我们发现，有些农田尽管配备了效率非常高的灌排渠系，农田里的水依然排不出去，小麦田里积满了水溢到了路面上，我们跟着水走，发现主要原因是区域的排水体系被破坏了，断头沟、拦渠路比比皆是，这时候就会发现问题：整个区域没有形成贯通性的渠道。

而正是在这个区域，曾经产生过我国平原地区一项非常重要的农田建设经验叫“长藤结瓜”，这彰显了系统性理念：渠是藤，塘是瓜。雨水充沛或局部缺水时，通过沟渠、坑塘的自流平衡达到补水、储水的效果，实现了“让自然做工”。而如今，这里挖断了渠、填平了塘，缺水要提水，涝了只能干着急，着实让人痛心。

这类新变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适应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抗灾能力，需要进行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区域化的调控与统筹。二是要发挥自然的力量，“长藤结瓜”是一个例子。此外，应重视农田和其周边林草的关系，林草能够帮助农田蓄水、保水，以及丰富生物多样性等。我们也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一些具体的农艺手段配合起来，比如保护性耕作，这对农田保墒、保肥能力以及土壤有机质养分的保持能力都有巨大提升。

中国环境报：各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有哪些区域性差别？如何分区分类施策？

汤怀志：我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中都有明确，根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农业资源条件等综合考虑，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分成东北、西北、西南、东南、黄淮海、青藏、长江中下游七大区。尽管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容相同，但建设标准和施工工艺是分区域的，还要综合考虑资金充裕情况，重在解决当地最急需、农业生产中最“卡脖子”的问题。

比如，东北区的关键词是平原、缓坡、黑土地、有机质。种种特征表明，需要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加强田块的治理建设以及灌排设施的配套，在道路建设上，要求能让大型农业机械进场，这与西南山区的道路标准肯定不同。西北则要解决灌的问题，南方要解决涝的问题，青藏等生态脆弱区对生态防护性有特殊要求等。

分区建设是较宏观的层面，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分类。分类讲究“天地人和”：先天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本身的资源状况都会影响分类，水田、旱地、水浇地等类型在建设标准上均有不同。此外，东北地区一户人家可能拥有10亩地，但在西南地区人均可能只占几分地，所以，不同的人地关系也会催生不同的生产作业方式。分区、分类两因素叠加，客观上就要求县域及其以下的区域，针对自身更具体的问题和需求，确定自己的建设方案。

中国环境报：如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进行科学评价？

汤怀志：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管理上涉及“一头一尾”，上面提到的建设标准属于“头端”，此外，“后端”的评价也很关键。高标准农田建设并非“为建而建”。当下，地方建设高标准农田压力很大，建设难度和资金投入越来越大，导致有些高标准农田走了样，配套设施投入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高标准。农田不是经过建设就成为了“高标”，一定是用起来好才能叫高标。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高标准农田的验收作为重要内容列入。这就意味着，要追问高标准农田建设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团队参与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等建设要求，重新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解决高标准农田“有多高”“应多高”的问题。

有些地区粮食产量高并不是因为高标准农田建得好，而是它本底好，所以我们评价的内容也与建设内容对应，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自然本底好，建后产量还有提高或本底一般，建后能实现稳产或提高，才能叫“高标”。如果粮食产能没提高，建了高标也没有实现效果。

水是另一个核心因素。我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不少耕地均存在水土资源不平衡的短板。从我国约20亿亩的耕地大数来看，只有一半左右能实现灌溉条件。如果要将15.5亿亩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那么约有5亿亩不具备灌溉条件，需要通过建设解决。我们在评价高标准农田时，对没有通水、不能实现灌排的农田实行一票否决制。

此外，田的问题也非常关键。如果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之后，还是延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耕作模式，我想也不能称之为高标，最好的模式是“懒汉种田”：不用出门也能依托第三方服务或高效农机完成各种耕种环节。这意味着，在建设过程中农田和农机的匹配问题、农机运作效率、农田通路的问题都要考虑到。

简单来讲，评价高标准农田的几个原则性指标可以概括为“一平两通三提”，即田面平整，通水通路，还要实现产能提升、效率提升、效益提升。满足这些特征，生产者才能有获得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标准的划定也应分区进行。我们依照指标对建设后的农田进行打分，首先评价它是否合格，再将合格农田分为好、中、差的不同状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全国性汇总，实现相对而言的全国可比，摸清我国高标准农田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