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更是文明之本。中国古代先民特别注重对水的尊重、顺应、保护，在治水用水的千年实践中孕育了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

（一）

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水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需要保护和珍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观测天文星象，利用水源乃至土石金玉，并要求部落成员要节用水、火、财物。远古时期对水“用之有度”的保护理念，表达了古人对处理人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认识，也充分体现了古人保护水资源的朴素生态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的过程。古人在治水用水具体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规律，凸显人水和谐共处的理念。《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指出，凡是营建都城，城址的选择要因天材，就地利，靠山近水。如选高地，要有水源保障；若近河湖，则有地形优势，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城邑营建的位置选择要基于水的自然属性考虑，既考虑趋利避害，防止洪水的威胁，又要充分利用水资源，顺应水的流动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到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达到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有效控制水患的目标。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在古代一些典籍里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有云：“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是说天地间有山脉、有河川湖泊、有土地，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人与天地本身就是对应相同的。古人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看成一个系统，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强调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人与草木、山水同在。

（二）

在先秦的典籍中，记载了管理利用与保护水资源的生动实践。《周礼》记载了九州的行政区域，同时也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和水资源分布情况，将九州的水资源分为泽薮、川、浸三种类型，泽薮是人们从事水产和渔业的水域湖泊，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浸特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划分，有利于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保护。《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春天的时候，主管水利的官员要巡视四方，要修缮堤防，疏通渠道，防止堵塞河道，保证河流的畅通，满足百姓对水资源的有效使用。

同时，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还必须直面水患水灾问题，探索如何与水打交道的水利智慧，合理处理水患水灾与人类生存矛盾，这在一些古代都城遗址中可以看到端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考古遗址——陶寺遗址，是距今4300—39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规模最大遗址之一，位于山西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汾河河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千米处，依傍汾河的支流（南河、宋村沟）。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遗址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邑对河流的利用，有意远离汾河主河道，以避开来自汾河的水患，并依托南河和宋村沟的水量充沛，为陶寺先民提供充足的生活水源。另外，陶寺都城位于宋村沟与南河之间，可以依赖南河的自然坡降给排水，充分体现了古城选址和水利设施利用自然条件的水利智慧。从陶寺遗址可以看出，古人的城市建设活动充分展示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不仅保护了城邑，也力求人水和谐共生。

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水利工程还体现了系统治水的理念。在南朝时期通济堰的修筑和管理中，古人注重把水、林、沙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对待，统筹水与林、沙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宋代范成大任处州知州时，专门制定《水则》规定：堰渠两岸不允许种植竹子，防止竹子对堤岸的危害；在分水与排沙中注重工程的运用和调度，处理好水沙关系。还建造“水上立交桥”工程，解决山洪冲击与灌溉渠系的安全问题。通济堰的修建，兼顾了水与自然生态各要素间的关系。

（三）

在几千年的治水用水实践中，限制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的破坏、扰动，加强对水的利用和保护，一直是中国古代水利法律法规所规范的主要内容。

早在先秦的典籍中就有关于保护江河湖泊的法令规定。《周礼》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虞衡制度的设立，表明先秦时期的水管理从对山川江河的认知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职官，颁布有关保护山林川泽的政策法令，规范社会生产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云梦秦简中的《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木山林及壅堤水”的记载，规定在春季生长的季节，不得滥伐山林，不得堵塞水道，使水流能够畅通，满足农业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汉承秦律，西汉时制定《水令》。《汉书·倪宽传》有记载：“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反映出汉代法律中对水资源的分配管理，解决用水的次序问题，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处理好水资源与其他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

唐代《水部式》是我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水利法规，其中有专门条款规范不同用水部门的利益关系，如白渠和清渠“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还规定如果水量过多，还应该开放闸门，让水退回河道，这些条款都充分考虑到水资源与农业用水的关系，要求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宋代《农田利害条约》规定，要重视圩岸和堤防的修筑，防止水患，还要“开导沟洫，归之大川，通泄积水”，反映出宋代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生态观。

这些水利典章，既是中国古人生态水利智慧的结晶，又为进行生态水利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