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COP26正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与之前历届国际气候谈判一样，各国对COP26的期待与彼此间的分歧同在。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观察历届COP的重要节点， 来回答其前世今生为何有如此多的“坎坷”。

　　1824年，56岁的法国物理学家傅里叶首次发现了温室效应现象。但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这是纯科学范畴的事，并没有在意。

　　155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最早的气候变化评估科学报告，指出二氧化碳（CO2）浓度与19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直接关系，并预测“如果CO2浓度加倍的话，大气温度将上升3±1.5℃。”

　　别说3±1.5℃，如果地球上的大气温度再上升2℃会发生什么？地球上1/3的人口将长期暴露在酷暑中，会出现更多因高温引发的死亡。温水珊瑚礁都将被摧毁，每10年北极海冰会在一个夏天内完全融化一次，未来几个世纪海平面有上升几米的可能性……更关键的在于，这些后果都无法逆转。人们意识到，原来这不只关乎傅里叶，也不只关乎科学，更关乎自己。于是，气候问题从科学范畴走向了公众视野。

　　1992年，在里约地球峰会上，政府间谈判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的终极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这一水平上，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不会发生。同时，会上确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4年3月21日，公约生效。为了防止公约最后沦为一张“口头支票”，公约的签署国每年会召开一次缔约方会议 (COP)，负责监督和评审公约的实施情况，这就是COP的由来。

　　回顾26届大会进程，气候谈判跨越山海，在各大洲留下了足迹。这期间有哪些重要节点需要关注？

　　“柏林授权”通过， “京都进程”开端

　　1995年，第一届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社会头一回评审公约给发达国家规定的减排承诺是否充足。缔约方经审议认定，按照之前公约所规定的自愿减排的方式，无法实现公约的长期目标。

　　于是，各国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通过了“柏林授权”，发起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承诺的会谈，并声明在下一轮谈判中将不对发展中国家增加新的义务。这引起了分歧，但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及时站出来表态——在对以后COP3起草的议定书中，它们将不要求把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列入《议定书》谈判的议程。“柏林授权”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不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支持，他们和欧盟“一拍即合”结成了联盟。

　　在公众的压力下，美国代表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只好同意做出了妥协。但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持保留意见。最终，“柏林授权”得以通过，从而成为“京都进程”的开端。

　　1997年，从欧洲跨越到亚洲，COP3在日本京都举行。京都是日本茶道的中心，但会议的氛围与茶道精神截然不同。经过激烈地讨价还价，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如果说，之前大家都是“讲人情”来自愿减排，《京都议定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首次跟发达国家“讲起了法律”，给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和时间表，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给21世纪全球继续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开了个好头。

　　巴厘路线图和“失败”的哥本哈根

　　10年后的2007年， COP13在印尼的“天堂之岛”——巴厘岛举行。在拥有美丽沙滩和热带雨林、沐浴着温暖印度洋海水的巴厘岛上，这次会议不仅达成了“巴厘路线图”，还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一方面， “巴厘路线图”要求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继续承担量化的、有雄心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巴厘路线图”也不是没有办法。它要求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指美国），在公约框架下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三可）”减缓承诺或行动，包括量化温室气体减限排目标，而且要在顾及国情差异的前提下，确保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在减缓努力上具有可比性。

　　同时，“巴厘路线图”也“点名”了发展中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NAMAs），满足“三可”要求。

　　2009年，COP15来到了北欧城市——丹麦哥本哈根。丹麦虽有“童话王国”的美誉，但是这次会议的成果一点也不“童话”，甚至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是“多边主义的灾难”。

　　会议期间还出现了一场不和谐的插曲——当谈判工作稍有进展时，突然被会议前由少数国家拟定的文案搅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大会上3次拍案而起。他对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直言：“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这一版文案终被抛弃。

　　往好处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虽然没有明确措施保障它能够落实，但这也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

　　从绿色气候基金到《巴黎协定》

　　2011年，COP17来到南非德班。因为《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失效，这次大会同意将其法律效力再延长5年。

　　同时，大会决定建立 “德班平台”，并决定启动在哥本哈根会议中提到的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德班会议上，确定基金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尽快使基金可操作化。在德班大会期间，加拿大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4年后，COP21在法国巴黎举行。艺术之都仿佛给各国代表带来了莫大的灵感。

　　在这届大会上，各缔约方达成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巴黎协定》。

　　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它是继《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可以说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当之无愧的又一个里程碑。它为所有国家建立了具有共同约束力的承诺，但让每个国家自行决定其不具有约束力的“国家自主贡献”（NDC）。

　　《巴黎协定》生效的那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组委会发布新闻公报表示庆祝。公报强调人类将记住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全世界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停止走向气候灾难的脚步。

　　国际气候谈判因为涉及各国利益，充满矛盾和分歧，但由于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历届谈判总归也是吵而不崩、斗而不破。COP26 经过了两年的充足准备终于召开了。更快地实现气候目标的美好愿景能否在此次会议上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