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中国大运河已有2500多年历史。它地跨南北8个省市，沟通5大水系，为今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生态文化遗产。可以说，大运河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都具有巨大价值。
近日，记者跟随“发现大运河里的生态文明”采访团一路南下，来到大运河原点城市江苏扬州，探索大运河蕴含的生态密码。千年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哪些生态哲思？保护中还面临哪些难点？下一步应从何处着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主任姜师立。
姜师立，国内知名运河文化学者、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专职副主任、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环境报：大运河蕴含哪些生态文明观？它的生态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姜师立：中国自古有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的理念，大运河的修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自运河建成后，为保障航运的畅通，各历史时期人们会结合各地实际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需求，对运河实施水源导引、水系连接以及河道治理、堤防建设等措施。这些工程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大运河及其沿线区域的生态演进和布局，让大运河成为一条融合人类智慧和经验的文化型生态廊道。
比如，扬州的运河三湾，每一道弯都淋漓尽致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从本质上讲，大运河中所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正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观的集中展现。生态是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底色，是文明发生发展的基础和摇篮，是衡量文化发展水平的显性标志。充分发挥大运河的生态价值，既是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华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也有助于释放叠加这条特殊廊道上的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巨大效应。
中国环境报：在古代开凿、维护和利用大运河的过程中，古人是如何处理“水利”与“生态”关系的？大运河沿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成功案例？
姜师立：大运河开凿和修缮工程建设中有众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具有代表性的工程实践，体现了其尊重自然、依靠自然特点的工程技术体系。
比如，有的段落利用天然河流改造而成，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均是在原有自然水道和运道基础上疏通联系、提升航道等级。而南运河和淮扬运河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工作弯，减小比降，使流速平缓，保障航运安全，起到了“以弯代闸”的功效。
有的段落完全由人工挖筑而成，如通惠河、会通河、中河。按照具体功能，又可分为用于通航的主航道和越河，满足江南水网地区粮食征集需求的支线运河以及用于水量调控的引河，如南旺枢纽的水源引河小汶河；还有汛期泄洪保障运河安全的减河，如淮扬运河上的子婴减河。
清口枢纽以堤防体系建设为核心，规划层面采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理念，后期则发展为“束水归槽”的理念，采用放淤固堤的方式，以泥沙的淤积形成束水河槽，体现出对泥沙科学的利用。
成功案例有扬州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带建设，还有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项目。
为切实保障南水北调水源安全，扬州扎实推进大运河河沿线整治修复工作，主要包括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成立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保护联盟，创新“生态修复”的执法、司法模式；严守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拆迁大运河沿线棚户区、关停小船厂、砂石码头，改提升沿线重点涉水企业149家，建成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推进沿线水生态保护修复，打造三江营生态岛试验区，完成重点连通河道治理修复工程；加强水资源水安全保障。完成芒大运沿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源地保护区及上游20公里内无风险源；促进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利用船厂、水上餐厅和养殖场原址，建成多个生态休闲公园。
中国环境报：当前大运河保护过程中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在保护中有哪些难点？
姜师立：大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线性和活态。线性是指全长3200公里的大运河流经了8个省的35个城市，其主线就有151个县区管辖。活态是指该遗产不仅仅具有“遗产”的属性，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而且其原始的航运功能在今天依然很重要。
目前，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最大问题是机制不完善，“九龙治水”的问题突出。
多头管理，协调联动不足。大运河遗产分属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管辖，其对运河的管理目的有所不同，难以协调联动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
政出多门，法律依据混乱。大运河分属水利、航运、生态环境、农林、文物等多部门管理，受到《文物保护法》《水法》《航道运输法》等多个法律的保护，但缺少统一立法，从而造成了在具体管理活动中法律依据的混乱。
认识不足，缺乏整体保护。运河管理部门众多，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遗产的识别和保护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很难就遗产的保护达成各界共识。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使遗产地生态环境、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遭到破坏。
部分河段水生态治理还需加强。在黄河以北，大运河部分河段常年干枯或演变成季节性河流，部分河道淤积、富营养化严重，沿线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失范、严重老化，违规排放等行为时有发生；沿岸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农村面源污染整治难度大，大运河排涝、供水、航运、生态等多功能的冲突不断出现。
中国环境报：在大运河保护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姜师立：大运河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必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强化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科学规划、高效利用运河岸线资源，打造以运河为主轴的生态文明廊道。
按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总体思路，遵循自然修复原则，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大运河沿岸区域多尺度生态网络建设，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展现历史文化内涵，塑造运河沿岸特色景观风貌。
一是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联动机制。水是灵魂，岸是经络，城是明珠。大运河保护应统筹布局，无论河道治理、生态保护，还是文保及沿河风光的修复，都应全盘规划，保障跨流域、跨区域保护的顺畅衔接。
二是构建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生态补偿机制。纵向突出以奖代补，对水质改善较好、生态保护贡献大的地方加大补偿力度。横向建立区域流域上下游“双向补偿”机制，坚持“谁保护、谁受益”“谁贡献大、谁受益”的原则，制定覆盖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内主要河流的区域补偿制度。
三是构建流域性平衡机制。大运河的水系是相通的，一个城市“单打独斗”保护好运河生态环境是不现实的，需要沿线城市共同发力，才能真正治理好运河生态环境。从大运河遗产的线性特点出发，树立全线“一盘棋”思想，从按区域管治转向按流域管治，构建一个具有统一约束力和规制力的保护体系，形成流域共治、战略共保的工作格局，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生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