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台和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专家研讨会”日前举行。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代表分享了固废管理领域的经验、先进技术和案例。

　　关注一：

　　固废处理设施普遍较落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能源部废物管理司处长古尔希拉·阿婕莫娃介绍说，目前，哈萨克斯坦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比例非常低，大概只有1.8%的固体生活废弃物得到二次加工和利用，每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达到两三百亿吨。固体废弃物积累量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矿产开采作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产业，工业废弃物大部分是矿产开采产生的尾矿，每年也约产生210亿吨。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环保与林业局国家生态鉴定与自然资源利用处处长阿尔森·雷斯佩科夫介绍说，据专家评估，吉尔吉斯每年有600万立方米的生活垃圾，只有不到1%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这一现状缘于吉尔吉斯缺少大型垃圾填埋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卫生流行病监管中心的调查显示，全国只有195个生活垃圾填埋场纳入国家监管框架内，其中134个垃圾填埋场仍然无法达到最低的卫生和流行病防治要求和标准。

　　“建立现代化的垃圾填埋场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当前最迫切的要求。” 阿尔森·雷斯佩科夫说。

　　关注二：

　　资金成为固废处置最大掣肘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和处理技术手段，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垃圾处理问题成为“过不去的坎儿”。

　　阿尔森·雷斯佩科夫介绍说，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固废处理和管理的整个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据了解，吉尔吉斯斯坦已经落实和正在实施的固体废物项目主要是与国外有足够资金来源的公司和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但是，绝大部分国际组织在对项目进行融资支持的时候，仅仅进行到了项目的分析和评估的阶段，并没有继续下去。截至目前，吉尔吉斯斯坦还没有收到任何全额资金链的支持。

　　俄罗斯绿色标准中心主任拉什德·伊斯马伊洛夫介绍说，在生态回收固体废弃物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固体废弃物处理的责任一直是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费用并不能够完全覆盖垃圾处理的实际支出费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规定每一个联邦主体都对于垃圾清理负有完全的责任；同时，又确定了生态回收固体废弃物相关收费标准。

　　据了解，俄罗斯出台的生态回收固体废弃物的法律法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收费，规定每个产生垃圾的生产者或者生产企业，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由联邦预算执行部门来使用这些资金，以补贴的形式再返还给垃圾治理的企业。同时，联邦政府部门会给地方提供相关资金支持和补贴，支持落实地区级相关的项目。这些资金同时也可以用于垃圾的收集、分类、二次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等。

　　关注三：

　　法律空白让固废处置陷于盲区

　　据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现有法律所规定的惩戒措施和惩罚措施，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和问题，所以缺少有效机制对违规者进行强制的处罚和规范。

　　因此，阿尔森·雷斯佩科夫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法律法规完善和修订的目标，是赋予相关的主管部门更多的权力，对产生固体废物的相关企业、组织和居民进行严格的监控和监管。同时，现行的吉尔吉斯斯坦海关法中也没有对相关产品或者垃圾产品的进口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要进一步考虑在垃圾出口和相关产品进口时，相关产品包装和进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当中产生固体废物总量的问题，从而在总体上控制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在乌兹别克斯坦，固体废弃物处置的法律基础是废弃物法和内阁决议，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废弃物处理的程序、所有垃圾堆场的注册名录及垃圾处理的技术方法。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环境保护委员会共和国自然保护基金会主任阿克罗姆·塔什普拉托夫介绍说，乌兹别克斯坦一共有186个垃圾堆场，这些垃圾堆场主要进行垃圾回收和处理，一共有235家垃圾处理企业，他们的处理能力是每年50万吨。有时候产生的垃圾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生产能力，还需要从周围国家进口废弃物。

　　“我们将对垃圾回收处理的技术进行大规模更新和改造，对一些不符合卫生规定的垃圾倾倒场进行关闭。” 阿克罗姆·塔什普拉托夫说。

　　关注四：

　　产业集群化应实现跨国复制

　　哈萨克斯坦积极鼓励国内地区之间进行垃圾分类、分拣及初步加工的合作，尤其是针对塑料废弃物的初步加工。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能源部废物管理司处长古尔希拉·阿婕莫娃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积极通过建立产业共生网络推进园区的生态化。她提到的产业共生网络与我国生态工业园区有异曲同工之处。生态工业园区通过废物的交换，通过能量、废水的积极利用，通过基础设施的共享，实现园区层面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这也是产业共生网络力争实现的目标。

　　从2000年之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及低碳工业园区的生态化实践。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石磊看来，从2012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用了短短30年时间，就成了世界工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福建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天津技术开发区等众多开发区相继开展生态化实践，取得显著成绩。这些开发区的生态化实践证明，开发区不仅仅要发展经济，而且还要实现对资源环境的管控，达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在采访中，一些与会代表、专家纷纷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生态工业园区的这种模式如何走出去？固废管理与处置“抱团取暖”对于生态工业园区走出去有哪些优势呢？

　　石磊认为，这种模式的输出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从经济方面讲，单个产品的输出或者企业的输出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中国现在对外输出时强调的也是抱团走出去的模式。从环境效益方面讲，在固废处置方面，以生态园区的形式输出并落地，生态工业园区能够提供废物处理的规模效应，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能够获得经济竞争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