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日，长江联合研究嘉兴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在嘉兴南湖水生态修复示范区现场。

　　“长江中心是‘珍珠线’，将中央、地方、科技团队上下联通，将科研成果串成‘珍珠项链’；城市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是‘风筝线’，进驻沿江各个城市‘全面开花’，促进各地方行政单元有序协同，成功破解了研究中的组织壁垒、地域壁垒、学科壁垒、信息壁垒和技术壁垒。”在近日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长江中心）的长江联合研究一期项目成果咨询与集成课题验收会上，长江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表示。

　　3年来，长江中心牢牢把握“环保科技的人民性”，聚焦制约长江水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问题，按照生态环境部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战略合作部署要求，组织269家优势单位、5000余名科研人员，对长江流域15个片区和58个城市开展驻点跟踪研究，构建了以长江中心为平台的协同治理系统框架，推动区域流域污染治理从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转向由政府主导，企业、市场、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实现多元主体的政产学研用高度融合。

　　1 探成因：磷是长江流域超标的首要因子

　　“项目以磷为核心开展水质目标管理对策研究，工作非常扎实。” 中国科学院院士倪晋仁评价项目时首先表示。

　　“磷是长江流域水质首超因子。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科学认知。”长江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永会汇报项目研究成果时表示。

　　磷污染从哪里来？项目分析表明，农业源占比最高，高达60%左右，但是工业源入河的系数比较高，对水体影响更加直接。“尽管农业源产生的磷污染比较多，但是它对水质的影响不如工业源更加直接，因此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聚焦‘三磷’来进行整治确实是‘对症下药’。”宋永会说，从区域来识别，四川盆地、汉江流域、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和长三角地区总磷污染负荷较大。这和长江流域磷的资源禀赋是直接相关的。

　　除了水环境，项目还梳理分析了长江水生态方面面临的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从2008年到2018年，长江流域富营养化湖泊从10个增加到61个，上游的8个国控湖泊中两个呈富营养化状态，中下游19个国控湖泊中9个呈富营养化状态。其成因主要是高负荷氮磷输入、闸坝建设、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和气候变化。

　　在水风险方面，化工企业污染排放是防范的重点。研究表明，沿江城市化工企业废水排放总量达8.63亿立方米，占全国化工企业废水排放量的45%。其中，上游四川、中游湖北、下游江苏污染排放量较大，形成明显的“化工围江”局面。

　　2 开良方：形成“对策+技术+方案+平台”的精准施策体系

　　6次总体专家组会议，120余人次院士和知名专家咨询，汇聚近150条意见；开展30余次专题讨论，梳理成果形成1426份文件……一次次研究讨论、思想碰撞、调研分析、探索研究，为的是给“母亲河”开出精准有效的治理保护“新良方”。

　　面对长江流域存在的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和水风险突出问题，长江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技术研发和成果集成，逐一探讨提出对策、技术和方案。

　　针对水环境磷污染问题，提出“分区管控、模拟预测、技术集成”的治理对策，识别重点片区和重点城市，研发全流域网格分布模型模拟来源解析技术，优化集成“三磷”污染控制和资源化等技术，形成“来源解析—过程模拟—总量分配—污染治理—模式推广”的技术系统，提出精准协同管控方案。

　　针对水生态失衡问题，尤其是长江流域典型湖泊富营养化和水华防控难题，提出“分类施策、一湖一策”的治理对策，构建“综合调控—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生态管理”技术系统。比如在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方面，形成链条式的治理方案，集成7大类67项技术，并进行推广应用。

　　针对水资源问题，特别是重点支流生态流量保障不足的问题，提出“以保障生态用水需求为核心”的管控对策，研究集成生态基流核算与鱼类产卵生态流量核算方法，采用生态流量下泄、监管与调度技术，形成“流量核算—监控管理—责任落实”技术支持系统。

　　针对水风险问题，尤其是典型区域化工风险问题，提出“分区防控、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的管控对策，集成“流域—区域/城市—行业”三级分类治理技术，初步形成上、中、下游化工风险分区防控的方案。

　　在平台能力建设方面，长江智慧决策平台建成面向联合研究和沿江省市及流域监管机构的大数据中心，集成一期联合研究成果，形成流域水生态环境多维时空展示和智慧化管理流程，以及环境综合管理决策辅助功能。

　　3 见成效：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项目为长江流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科技支撑。”作为成果咨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对项目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3年时间，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重点领域工作的推进过程中，项目研究成果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在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中，项目支撑“三磷”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劣Ⅴ类国控断面整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四大专项行动。

　　同时，在助力地方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方面，联合研究充分发挥“送科技，解难题”的作用。58个驻点跟踪组提出58份针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析报告和解决方案，以及300余项政策建议和技术报告。

　　例如，嘉兴驻点跟踪组协同推进驻点研究和水专项项目实施，支撑南湖水质提升工程。南湖水质由原来的Ⅴ类改善至Ⅲ类。通过水专项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研发工业污染源—污水管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综合调控与监管等系列技术，支撑嘉兴市城乡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水系连通与河湖生态修复。

　　贵阳驻点跟踪组提出“掌握需求—问题解析—分解任务—集成成果—落地应用”五步法，开展洋水河流域内10余家涉磷企业精准帮扶。2019年，治理后的洋水河出境断面大塘口总磷浓度稳定在0.2mg/L以下（2018年平均浓度为0.35mg/L），支撑解决了60多年总磷超标的老大难问题。

　　此外，长江中心积极推动水专项成果的推广应用，形成5个技术手册，成立水专项和联合研究协同推进工作小组和工作机制，在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组织的3次技术推介会上，长江联合研究和水专项团队密切合作，推动成果的扩散和应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从“坚决”到“深入”，意味着污染防治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也更高。对于长江流域的“把脉问诊”和“精准施策”也将继续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据长江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介绍，长江联合研究二期项目已经开始论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环境部党组的要求，项目的重点将放在改善大江大河水质、做好长江流域水生态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科学水生态监测考核指标体系等方面。同时，将继续坚持“三轮”驱动的工作机制，以满足生态环境部及有关部门的需求为目标驱动，以解决沿江流域地方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问题驱动，以科技创新为联合研究的内生动力驱动，推动实现最大工作合力。长江联合研究可以说是创新组织方式汇智聚力，以科技利器推动长江大保护的有效方式，“十四五”开新局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