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的历史高度确立的重大国家战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开启新征程，把黄河国家战略推向纵深，必须从战略高度重点把握黄河国家战略的若干时代使命。

　　黄河文明凝聚文化认同

　　黄河文明是凝聚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石，必须守护好中华文明的根和魂。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华文明，见证了中华崛起，铸就了中华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深邃象征和永恒图腾。黄河流域既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尤其是沿黄地区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以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孕育、润泽了中华文明。

　　历史上，黄河流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产生了大量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和科技成果。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发轫于此的“四大发明”和传统医术，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孕育于此的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以及《尚书》《周易》《诗经》《老子》《论语》《史记》《黄帝内经》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已成为中国哲学、东西方史学、轴心时代理论无法绕开的永恒课题。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代表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黄河文明则代表着中华文明中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共识、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根基。

　　毛泽东同志指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湿润、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是炎黄祖先的主要活动区域。考古资料表明，中国3000年前的古城遗址，几乎都分布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衰退和变迁也导致文明中心的转移。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龙山至二里头时代，河套地区长期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古代城邑和文明消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要攀登新的历史高峰的新起点上，必须深刻意识到，保护好“物理意义”上的黄河生态，实现好“经济社会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是回答好“我是谁”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黄河流域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黄河精神彰显制度优势

　　黄河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骨和精神写照，黄河治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政治优势。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自有中华文明记载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中华民族在与黄河水患博弈、斗争的历史中，锻造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勤劳勇敢、百折不挠、奔腾向前、自强不息、中庸包容、团结统一、爱国报国的伟大黄河精神。

　　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受命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黄河怀有敬重之心，始终把黄河精神作为凝聚民族力量和前进动力的重要源泉和制胜法宝。在长征之路上，红军成功实现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的战略大转移。一曲《黄河大合唱》，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伟大号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黄河为纽带、有力有序推动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黄河视察考察，筹划治黄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心系黄河，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早在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就专程前往东坝头乡张庄村考察。这里既是焦裕禄同志当年防沙治沙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也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个弯。201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甘肃调研时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召，并在此后1个月，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科学完整擘画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蓝图，掀开了黄河治理、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历史上从先秦到1949年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而综观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黄河史，70余年不决口，20余年不断流，先后抵御十余次大洪水，岁岁安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事关国家生态安全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必须以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国具有支撑国家生存发展的较为完整、不受威胁的生态系统，以及应对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能力。2014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要求，提出构建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体系”概念范畴，要求加快构建包括“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体系。

　　从宏观看，黄河横穿三大地理阶梯，是连接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地形区的重要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依然面临严峻的洪水威胁，历史上黄河水患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我们，必须始终对黄河水患保持警惕。从微观看，尽管黄河多年来没有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重要而脆弱，上中下游面临不同的生态安全风险，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水质污染问题还比较突出。

　　以黄河水资源为例，一是资源有限。其总量不到长江的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二是利用方式粗放，农业用水效率不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基于此，黄河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覆盖约1/3总人口，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北方地区最为重要且横贯东西的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大动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从国家生态安全、生态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等多个视角，深刻认识到维护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关乎民族未来。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能源地带。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1/3左右；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从东西向看，黄河流域内部经济发展呈现“上游落后、中游崛起、下游发达”的阶梯状分布。黄河上中游7省区除四川外，是发展相对不充分的地区，同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内生动力不足。如源头的青海玉树州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超过10倍。从南北向看，以“胡焕庸线”为地理区域边界，黄河流域有4省区位于东南方、5省区位于西北方，人口和经济承载力差异巨大，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并存，经济发达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区并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扩大。

　　黄河流域国家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齐头并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我国东西部区域、南北区域发展差距，既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内在要求，也标志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整体进入新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黄河研究院院长、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