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几近过半。全球变暖正步步逼近1.5℃的临界点，极端天气变得更加“日常”；我国“十五五”开局，碳强度下降目标遭遇“上半年进度偏缓”的现实压力——全球气候治理走到了一个复杂而关键的十字路口。
气候与贸易交叉议题成国际治理“盲区”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确实越来越严峻，1.5℃温升已经近在咫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迎近日在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举办的零碳录2.0发布会暨“双碳”进展交流会上说。
她列举了一组关键数据：2023年月平均升温突破1.5℃，2024年年平均升温首次超过1.5℃，而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未来5年全球平均升温突破1.5℃的概率高达75%。
专家认为，“这已不是远虑，而是近忧。”
二氧化碳浓度同样刷新纪录，2024年全球平均浓度比工业革命前上升超50%，目前已观测到430ppm，为人类历史上约30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陈迎认为，普通人最能感知的莫过于“身边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2026年上半年，北京夏季凉爽多雨。这份罕见的“凉爽”并未让气候专家感到轻松——它恰恰是全球气候系统波动加剧的局部注脚。她援引中国气象局公布的2025年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指出，至少两条与华北地区降雨异常直接相关。“如果北方多雨变成常态的话，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不足就成为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严峻挑战。”放眼全球，印度等地遭遇的极端高温叠加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已给社会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
然而，全球碳排放仍在创下新高，尚未见顶。尽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上，众多缔约方提交了面向2035年的新一轮
陈迎“打气”说：“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20年全球平均升温超过1.5℃，才算真正失败，我们还不能轻言失败。”
谈及今年气候治理的突出感受，她直言：“地区冲突加剧使气候变化议题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战争本身极其高碳，油料消耗、弹药爆炸、战后重建无不带来巨额碳排放。”
此外，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更令人担忧。陈迎分析，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博弈是主导全球气候治理走向的关键力量。气候议题在美国官方层面几乎消失不见，尽管加州等地方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力量，但“民主党作为在野党，难以逆转官方立场”。欧盟方面，内部分歧加剧，政策重心从减排明显转向保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令外界对其气候引领作用产生疑虑。“相比之下，中国发布了面向2035年的新一轮NDC，坚定推动绿色转型，在大国博弈中持续向世界注入确定性。”
值得关注的是，气候与贸易的交叉领域是当前最具争议的现实战场。CBAM正式进入实施期后，气候治理与WTO规则的冲突从理论走入现实。
“气候与贸易交叉议题是典型‘两边都管、两边都不管’的交界点。”陈迎说，在气候领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虽有原则却无执行机制；在贸易领域，WTO争端解决机制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这种模糊性给了单边措施操作空间。她指出，CBAM等单边措施叠加对中国“新三样”产品的打压，短期内难以缓解。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地缘政治对关键矿产的争夺。“关键矿产分布比石油更不均匀，非洲将成为争夺核心地带。美国、欧盟纷纷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美国甚至提出深海采矿计划，将会对海洋环境带来新的风险。”陈迎认为，这是需要长期跟踪的新变量。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零碳录团队表示，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中国“双碳”政策和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受到国内外社会广泛关注，但由于信息分散、语言差异等因素，仍存在一定的信息壁垒，凸显建设政策数据库的重要性。
碳强度目标“半年进度偏缓”，产业转型面临挑战
在宏观博弈之外，中国产业的低碳转型正在积极推进，但也面临不小的现实压力。“十五五”规划以“双碳”为牵引，明确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的目标，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中国在新能源装机、电动汽车产销量、绿色投资规模等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成就令世界瞩目。《Science》杂志曾在封面故事中将2025年称为能源转型的关键转折点，肯定中国在全球扮演“绿巨人”的角色。
从地方视角看，这些宏观目标和产业成效，最终都需要在地方转型实践中得到落实。今年6月，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发布《中国各省绿色低碳转型十年进展评估》报告，基于自主开发的中国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评价指标体系（LOGIC），系统评估了2013年—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绿色低碳转型进展。这份报告指出，各省因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导向不同，正在形成多元化、差异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这些实践为识别不同地区转型特点、完善地方政策设计、推进“十五五”时期地方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参考。
但陈迎提醒，上半年碳强度下降进度偏缓，下半年压力巨大。“如果今年完不成，后4年压力会非常大，毕竟‘十五五’末期就是达峰的关键时间点。”新能源产业“内卷”严重、消纳困难，补贴退坡后企业上马新能源项目的意愿下降，收益锐减。“同时，企业出海又面临欧美的打压。”陈迎说，“虽然中国的绿色转型得到了国际赞誉，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轻松。”
落到具体产业，挑战更为微观而具体。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绿色供应链项目负责人丁杉杉从钢铁、铝等重工业的视角，揭示了“转型说了很多年，落到低碳排放产品却困难重重”的现实。
“中国头部钢铝企业的低碳技术和产能都是国际领先的，提升能效、长流程转短流程、氢冶金等技术路线也很清晰，但为何取得进展依然艰难？”丁杉杉说，“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对于什么是‘低碳排放钢铝’，国内、国际核算方法还未统一。”
“但我们也看到2025年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团体标准，与欧洲低碳排放钢标准（LESS）、Responsible Steel标准等开展对接互认工作，共同推动全球低碳和近零碳排放钢铁的可比性标准建设与贸易发展。3家机构的会员企业的钢铁产量合计约占全球总产量的约60%。”她说。
此外，我国循环体系尚不健全。丁杉杉介绍说，废钢、废铝、塑料的循环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如果废钢资源能更好地匹配短流程炼钢技术，低碳解决方案就能更好地落地。但目前从资源安全角度看，这个体系还有待完善。
丁杉杉团队的调研发现，从需求侧看，汽车行业对低碳钢铝的实际采购远不及承诺。“奔驰等企业宣称供应链减排，但实际上范围3中的供应链碳排放量自2021年起持续小幅增加。”
丁杉杉认为，背后核心问题是绿色溢价无人买单。在车市激烈竞争下，车企精打细算。“谁来承担绿色溢价？这个市场信号一直没有传下去。”产品碳足迹或是一条破局路径。“如果每一款车的碳足迹变得透明、可查询、可比较，消费者就有机会用自己的选择投票。”目前，国内有一些平台已开始公示中国市场上主流车型的碳足迹数据，但丁杉杉认为，这把钥匙还可以进一步释放潜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车企自行披露在中国市场销售车型的覆盖面还远不及欧盟，公众认知也有待进一步引导。
从全球气候系统波动到国际博弈，再到低碳钢的核算标准、车企的采购决策，这些现实情况折射出中国绿色转型的真实图景：方向坚定，路径曲折，挑战具体而微。陈迎说：“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也要看到，未来继续走下去，挑战非常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