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至6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前往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席非洲气候峰会，并表示中国愿与非洲国家一同探讨深化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携手推进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但我国作为一个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帮助和支持那些非洲国家？随着近年来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甚而有质疑中国要跟谁做朋友？是那些贫弱的国家，还是那些富有且“文明”的国家？

如果稍加回顾会发现，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同时不计回报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技术援。在生态环境领域，7月27日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还表示，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我国还成立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并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39个共建国家签署了合作文件，通过援助气象卫星、光伏发电系统，帮助他们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021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记载，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已达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2011年4月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记载，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亚洲和非洲接受了中国对外援助的80%，而对外援助总额的39.7%给予了最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从来不是什么“高大光鲜”的词汇，它们往往与落后的、被侵略的、受蔑视和压迫的屈辱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但是正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到的：“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除了对相似的历史和现实而对亚非国家产生的同情外，中国表现出了和他们共同开创未来的强烈愿望。1984年，邓小平更加清晰地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与广大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做朋友，当然不排除战略安全的考量，但新中国在建立伊始认识和认同“发展中国家”身份时，首先意识到的不是权利、“好处”，而是责任和道义，因为这与中国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诚然在现代化叙事下，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贷款和其他发展援助。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各项诉求已经或正在得到满足，以至于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更加公平正义、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已经实现？如果思绪稍稍拉回到当下的一些时事上就发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发展中国家”，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初自主确定、延续至今的国家定位，因而肩负起的责任和道义，以及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继续推进发展的历史使命，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弱化反而有了新的内涵和现实紧迫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新中国，如果没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待遇，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没有团结互助共同斗争求发展，怎么谈得上“同呼吸、共命运”呢？

峰会上，黄润秋部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愿与非洲国家一同探讨深化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携手推进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呼吁发达国家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尽快兑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最后，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作为本文结尾，或许更为确当。“中国和非洲正在通过共同探索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回答历史之问，携手推进合作共赢、和合共生、文明共兴的历史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