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何国俊打开邮箱，收到很多未读邮件提醒。作为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他和同事们最近合著了一份名为《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国的反污染之战》（简称“《中国反污染之战》”）的报告，一时间采访邀约便多了起来。

3月，求职季临近。外籍人力中介Tony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查看当天有意愿来华求职的外籍人员的简历，竟收到了上万条求职中国的意向信息。

素不相识、相隔千里的何国俊和Tony究竟有何交集？

中国的大气治理无形中将两人联系起来。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首都北京一张新的名片。在此后几年间，北京更是迎来了国际人才来华交流、求职的黄金时期。

“那时候，来北京的英语外教时薪大概能达到300元-400元，我们有时候会在北京线下举办一些促进文化交流的沙龙，即便时薪只有100元，但对一些外籍老师来说，也愿意来，场场爆满。”2014年，Tony初入职场，对这段时光印象很深。

对很多外国求职者来讲，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包容热情，吸引力很大。

然而，从事外籍中介工作几年后，Tony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愿意来华务工的外籍人才求职意向开始在地域上有了排序，北京并不是外籍求职者的首选，排在上海、深圳之后。为什么会这样？身在北京的他想要找到这背后的原因。

“后来，我通过与求职者沟通了解到，造成这样情况的因素很多。尽管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但空气质量也是求职者在意的一个因素。他们在网上搜了关于北京的报道，称这里空气质量不太好。”Tony这样说。

对于这个时期的北京，早在2012年就随父母从釜山搬到北京的韩国90后小伙儿崔原赫（Choi WonHyeok）深有感触。

“印象最深的大概在2013年，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上大二，常和朋友们约着一起踢（足）球，有一天下雨了，我们也没不管不顾继续踢，后来下了场，我才发现身上的白T恤留下整块的污迹，才发现那场雨不是透明的。”崔原赫回忆道。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一场持续了近十年的“反污染之战”在中国拉开序幕。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向雾霾宣战”一词。2014年、2015年、2017年三年，大气环境这一话题都出现在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在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下，中国一些地区大气治理的压力层层传导，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北京就在其中。

从那时起，Tony电脑桌面的收藏夹里多了一个链接——一条查询北京AQI（Air Quality Index,空气质量指数）的链接。

也是从那时起，在接到求职者电话或者邮件咨询时，Tony的回答逐渐有了些底气。“2018年以来，北京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气治理，空气质量已经有明显好转了。但在交流中，感觉外籍求职者并不能感受到北京的改变。毕竟在国外媒体报道中，空气污染是新闻，蓝天白云反倒不会报道。于是，我就常常把北京AQI的截图发给他们，把蓝天拍给他们。”

就这样，每天Tony到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藏夹，点击查看北京当天的空气质量。“那时候，同事送了我一个外号‘AQI打卡机’。”

“当求职者有疑问的时候，真实的蓝天和实时AQI还是有些说服力的。一些人真的会进行二次搜索，才能改变他们先前对北京的刻板印象。”

今年，随着北京冬奥会、东残奥会相继召开，很多外国运动员来到北京，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蓝天白天”，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北京。不少国外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点赞北京的好空气，谷爱凌飞身跃起的画面，在蓝天的背景板衬托下，倍增灵动潇洒。

这些年北京的变化，透过Tony发往海外的一张张截图里，透过外国运动员的“打卡照”里，传到了世界更多的角落。

2022年冬奥期间蓝天下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图源：新华社

《中国反污染之战》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字，在2013年-2021年间，中国占全球颗粒物污染下降总量的75%以上——这个惊人的数值，告诉了世界来自北京的努力。

何国俊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表示，北京治气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和科学的治理手段。

“北京在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持。污染的治理通常需要跨区域的合作，如果缺乏中央协调的话，地方比较容易出现扯皮推诿的情况。同时，中国有独特的官员问责和评价机制，这保证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去治理环境。”何国俊告诉记者。

北京的改变，真切地投影在个人生活中。

除了2014年-2016年回韩国服了兵役，10年来崔原赫都住在北京。崔原赫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对北京的初印象。“那时候我住在望京，喜欢和朋友们在小区里玩，有时候天气差，回家鼻腔就不太舒服。”

“在你眼中，北京这十年有什么变化吗？现在的空气怎么样？”

“现在跟我2012年、2013年那会儿来的时候反差太大了，那时候周末出门会担心雾霾，现在出门蓝天太常见了。”

崔原赫（第一排右一）和朋友们。

同样是来北京求学，在美国洛杉矶长大的华裔女孩吴怡却没有体验到这种反差。当记者问“来北京后对空气有什么感觉”，她回答说：“我是2018级大学新生，来北京后好像也没怎么见过雾霾，感觉污染啥的也很少。”

崔原赫和吴怡对北京的认知，中间隔着的，是北京艰辛的大气治理若干年。

那这些年北京都做了什么？让两个外籍青年眼中的北京竟如此不同。

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要求进行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进一步将压力传导给地方政府。

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重污染天气应对等内容作了规定。

2017年9月，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成立。1500名专家和技术人员、28支跟踪研究团队，进驻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进行污染来源解析与成因分析。

2018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明确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下降幅度目标，分别设定了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和重污染天数的下限和下降幅度目标。

2019年5月，“一市一策”跟踪专家组覆盖范围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大至汾渭平原，为精准施策提供技术支持。

……

“难以置信的是，仅4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在2013年颁布的《大气十条》中定下的目标，在2017年已全部实现。不仅如此，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已经有了大幅改善。在北京，大气污染程度仅为2013年记录的一半。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污染已经下降到二十多年未见的水平，令人震惊。”《中国反污染之战》报告的另一位作者，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Greenstone）告诉记者。

和记者聊到这些年去过的地方时，崔原赫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不带一点韩国口音。“我的家乡——釜山临着海，空气挺好的，来北京之后，适应了一段时间。后来，有时假期回到韩国，发现首尔有时也有雾霾。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次去尼泊尔玩，本来是很期待的。可抵达尼泊尔的那天，天雾蒙蒙的，那一刻，有点想念北京。”

那么，北京的大气治理经验可以给全球更多国家和城市带来启发吗？何国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的供暖需求、出行需求、企业的建设和生产需求都较高。但在过去几年，北京在针对这些方面都形成了综合的防治方案。如北京的供暖系统从以前烧煤、现在主要用天然气和电力。同时，提高了油品质量、提高了机动车排放标准，并积极推动电动车的普及。此外，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对重污染企业进行生产限制甚至完全关停等，都可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影响深远。”

何国俊强调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在2013年—2021年治气效果明显，同样这段时期，一些南亚和东南亚邻国的污染水平却在上升。比如印度的整体污染水平显著上升，达到了全球污染增加总量的44%。”

七八年的时间看似很长，但是从历史的维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就能品出不一样的味道。

“事实上，美国从1970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开始治理空气污染。迈克尔·格林斯通的团队做了大量中国与美国控制污染进程的对比研究。我们研究发现，美国花了20多年的时间和多次经济衰退，才将其平均空气污染减少了37%，而中国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差不多的目标，还继续了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我的这位芝加哥大学合作者，一方面感叹这一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特别希望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知道中国政府是如何做的。”何国俊说。

如今的吴怡已经习惯了穿梭在北大的校园里徜徉，崔原赫也走出校园，和朋友从事摄影工作，继续着北京的生活。

“现在，我介绍北京的岗位时，已不太需要关注AQI指数和蓝天了，也不需要多花费时间跟外籍朋友沟通这些了。”Tony看了看收藏夹里的空气查询链接，“我盼着全球疫情能赶紧过去，那时能有更多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亲身感受这里真实发生着的一切。希望那时候，北京的天足够蓝，我也不再需要查什么AQI了。”

(本报实习生焦柏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