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米达·阿利斯夏巴纳Armida Alisjahbana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格尔·安德森 Inger Andersen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的世界，也许现在看来弥足珍贵。如今，我们面对疫情不断蔓延、失业率上升、保持社交距离的现状，回归疫情前的常态似乎是很令人心动的画面。然而，我们应当记住那种“常态”曾经是什么样的。

　　那种“常态”是我们使用的能源中，85%来自化石燃料，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那种“常态”是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逐步升高3.5摄氏度，小岛屿国家或将面临消失的威胁。

　　那种“常态”是每8个物种中就有1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越发猖獗。

　　我们也不要忘记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共卫生、就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因为这仅仅是我们当初预计到的气候变化所致的一种急性症状表现，类似的症状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如果我们并非将目标指向重建一种“更好的常态”，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只是处理眼前的“症状”，而难以做到根治这类“顽疾”。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更美好的重建。

　　当前，许多国家政府已经在积

　　极准备经济刺激计划和救助计划，从而推动疫情后的社会经济复苏。预计将有上万亿美元注入亚太地区的经济。这些刺激计划应当帮助我们努力实现一种更好的常态——一种更加绿色、更加公平的常态。

　　如何实现？最近对53个国家、230名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绿色和气候友好型经济刺激措施是重振经济的最佳选择，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都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即使在疫情前，联合国相关报告数据显示，到2030年气候行动能够撬动2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创造超过65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使70万人免于因空气污染而缩短寿命。各国政府在制定绿色、公平的经济刺激措施时不会缺少可选择的方案：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支持建筑行业建造一些高能效、零耗能的建筑。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可以很快进入实施阶段。

　　对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很多人眼中是“香饽饽”，但如果把这些资金投向更加绿色的公共交通系统，令其更加完善，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更大承载能力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缓解路面交通压力，从而降低空气污染、减少碳排放。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封闭措施也显示，我们可以依赖信息技术来优化企业的运营，减少通勤和出差时间，也将相应地降低碳排放。因此，现在各国政府应当考虑对那些用信息技术解决运营问题的企业给予奖励。

　　现阶段，很多行业都在寻求政府的救助和纾困方案，从而尽快恢复常态。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政府应在此基础上附加一些条件，要求企业朝着气候中和的方向努力。比如，要求受到政府支持的航空公司做出更多承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减少排放。这是航空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障数百万人就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有一些政府已经率先做出榜样，要求航空业设置能源效率目标、由铁路运输代替短途航班等，这些都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绿色支持。

　　针对汽车行业的纾困计划，可以转投向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以及高效技术，而不应该仍投向化石燃料产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化石燃料补贴占全球近1/3。因此，疫情后的重建阶段正是终止这类补贴的最好时机，这样一来，煤炭行业就不再获得新的投资。政府可以把那些投资转向支持公共卫生、可再生能源这类领域，这也就顺带回答了一个问题：政府刺激计划所需的资金可以来自哪里。

　　纵观亚太地区，各国政府的财力不可能满足经济恢复所需的规模资金体量。这就需要将现有的资源重点用于能够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政策上。这也表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当前这个时机，对征收碳排放费用、改革农业和化石能源补贴将取得良好的成效，因为现在原油价格处于低位，此时取消补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对较小。类似于“节能补助计划”（feebates）：政府对高碳排放汽车征收较高的费用，而对低碳排放汽车返还一部分费用。这样的刺激措施能够推动更加绿色的交通发展、提高能源效率，也为政府增加税收提供了更多选择。

　　绿色债券也可以成为提高能效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来源。在亚太地区，除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鲜有绿色债券发行。现在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已被证实有效的金融工具，来支持疫情后可持续的、极具韧性的社会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然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持续的气候危机也是来自自然的讯息。延续“常态”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致力于更美好的重建。

　　本文经授权发表，本报编辑部编译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