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加速绘就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当下，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之路备受关注。一是因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二是首都的经验和探索往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去年，北京市印发“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市要建成100个“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因此，乡村振兴议题成为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的“大热门”。

记者注意到，来自不同界别的多位政协委员都提到，生态文明建设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和牵引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概念，它还是生物多样性富集地、生态农业技术策源地、生物与文化‘基因库’和多功能农业发展优势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以优良物种资源、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技术及浓郁乡村文化为特色的农遗良品正成为特色优质农产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休闲、度假、康养、科普、研学为重点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方兴未艾，这对于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和成功实践者，率先启动实施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而北京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例如，海淀、房山的“京西稻作文化系统”，平谷的“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怀柔的“板栗栽培系统”和门头沟的“京白梨栽培系统”，先后被农业农村部公布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进展比较缓慢。”闵庆文说道。

对此，闵庆文建议，首先要不断完善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事实上，早在2021年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就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挖掘等相关内容。“我们有相应的规划，但却没有很好地执行，现在应当积极落实，完善管理机构，加强资金的支持和能力建设。”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问题，还涉及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工作，应当形成联动机制。”闵庆文呼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功能提升、优秀文化传承和低碳农业、多功能农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挖掘特色生态农产品的供给。

在具体举措方面，闵庆文提出，推进房山农业文化遗产博览园建设。房山是北京市唯一一个集历史文化资源、生态旅游资源、农耕文化资源于一身的城区，可以“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房山保护区）”为基础，结合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利用类型，打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博览园，开发农业、文化、生态、旅游基地，多角度、活态性展示我国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同时也可成为房山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抓手。

推进全国农遗良品展销中心建设。以“门头沟京白梨栽培系统”为基础，利用门头沟优越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在军庄镇建设全国农遗良品展销中心，全面展示我国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和文化产品，推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线路，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在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记者发现，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提案有近10篇（不完全统计）。为何这一议题引起多位委员关注？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风景园林师、城乡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宜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道明了缘由。

吴宜夏调研发现，北京的GEP核算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统一规范的统计制度与信息能力支撑；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没有统一的认证标准，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尚未建成；生态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条偏短，全链条的生态产品运营体系不够健全；缺少生态产品专项市场开发产业政策指引；生态涵养区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程度不高，“我们发现，部分生态资源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却落后，生态涵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市平均水平的61.6%。”

这些问题在其他委员的相关提案中也有提及。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际上是进一步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目前来看，这方面仍有待探索。

吴宜夏强调对GEP核算在法规层面的规范与约束，建立GEP核算统计报表制度，建设市区两级GEP核算平台。鼓励发展资源生态环境权益交易金融衍生品开发，建立生态产品产业发展与金融机构的协调机制。通过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加大对生态产品供给地区和群体的激励引导。加快建立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制定统一的质量认证标准。

“要充分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全面振兴的牵引作用。”吴宜夏举例说道，可以加强生态产品数字地图建设，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旅游及产业价值链；探索建立林场专业化合作联营机制，实现林农与经济体双增收；出台生态产业专项支持政策，建立产业支持白名单制度。

此外，拓展生态涵养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化路径。扩展生态涵养区与平原区结对帮扶覆盖范围，承接与绿色生态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功能转移。构建区域特色新型生态产品产业模式，打造生态涵养区生态产品品牌，实现串起一区产品、讲好一个故事、前进一个台阶。建立生态环境公共产品收益共享机制，系统推进生态涵养区人居环境整治，促进优势资源共享。加强生态产品宣传推广，通过新媒体等方式引导市民消费向生态涵养区流动。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超过83%，而同期全国的农村污水处理率仅为34%。”根据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环保事业部总经理黄绵松的介绍，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黄绵松表示，在面向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的新要求时，仍然存在不足。

与城镇相比，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缺少全链条的技术标准，存在设施选址、工艺和处理规模不合理等问题。资金保障不足带来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黄绵松介绍，国家专项支持的范围目前只包括建设阶段，而后续的运维阶段单纯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农村使用者付费机制尚未建立。“由于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部分地区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存在水处理费欠费等情况，运维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巨大。”此外，运维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由于村庄数量庞大、污水处理设施分散，运维管护一直是一个难题，农村地区也缺乏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措施也有限。

黄绵松建议，加快技术标准建设，构建涵盖排放标准、规划设计、建设验收、运行管护、监测评估等全过程系统化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标准和规范。因地制宜选取污水治理的模式和技术路径，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整体效能。

在解决运维资金保障不足方面，结合农村共识水架和村集体人居环境支出等补充运维资金来源。也可按照将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思路，建立多元化农村污水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制度，同时出台考核督察机制。

在提升运维管理水平方面，重点解决农村人居环境多头分散、条块分割管理等矛盾，增加一体化运维的综合效应。同时，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智慧运维平台，全过程监控设施处理的水质和水面，促进设施管理减排降碳。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财务部总经理王小霞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房山、门头沟、延庆、怀柔等山区，还有270个村庄尚未实施清洁能源的改造。此外，北京自2013年开始提出并实施减煤换煤清洁取暖，如今10年过去，很多取暖设备已经过了质保期，维护方面成本较大。

“事实上，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不同，其需要的采暖方式和设备也是不一样的。”王小霞提出，“太阳能+生物质”清洁取暖方式适合山区秸秆木材充裕的地区，怀柔、平谷、密云、延庆、昌平适合采用此方式；光伏加地缘热泵适合浅层地热丰富易取的地区，例如顺义、通州和大兴。

王小霞建议，把农村清洁能源工程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立由政府、企业、技术专家等组成的工作团队，针对农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确立针对性的方案。“这个方案不能是一刀切，务求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