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污染已经成为威胁环境与健康的全球环境挑战。中美两国11月15日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声明指出，中美两国决心终结塑料污染，并将与各方一道制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塑料污染）国际文书。

中国的治塑之路进程如何？终结塑料污染，我们还需做出什么？

图为社区以青少年艺术实践开展减塑公众教育。陈思敏供图

塑料治理复杂性需依托全链条、系统化治理模式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CCETP）主任郑平表示，塑料议题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要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看待塑料议题并从中识别关键点，要正视和考虑治理方案的复杂性。

“无论是塑料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是产生的碳排放问题，都要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去看待。以塑料产生的碳排放问题为例，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末端治理环节的碳排放占比较高。因此，在末端治理环节上就需要出力更多。在前端也需要做一些工作，为末端治理减缓压力和难度。”他说。

近年来，国内塑料污染治理的相关政策频频出台，对于塑料污染治理的目标日趋清晰，管控也进一步严格化。

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中国塑料污染治理进入全链条管理阶段。

“相比过去针对单一塑料产品的禁限政策，我们现在的政策主张全链条、系统性的治理模式。譬如最早的，2007年印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就针对塑料购物袋。而《意见》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塑料污染部署开展的全链条治理，包括源头生产、流通、消费产品替代，回收处置、垃圾清理等各个环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的谭旖琦表示，其所在的课题组持续参与了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的起草和评估。

2022年7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对《意见》进一步拓展、细化及落实。

“这一方案相较《意见》更强调对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的管理，同时提出了控制向自然环境泄露塑料的塑料污染，更强调塑料对环境污染的直接管理，针对塑料再生利用也进一步拓展了解决方案。同时，对此前较为热门的‘可降解塑料替代’，提出了需要科学评估其对解决塑料污染真正的价值，避免走入不合理的实施路径。这一系列政策都体现了我国塑料污染治理政策其实是围绕全链条、系统化治理模式，在不断的探索中动态发展的。”谭旖琦表示。

关注快递、外卖行业的无效替代及过度包装等现象

塑料包装制品形式多样，应用领域广泛，是当前塑料污染治理的关键领域。谭旖琦介绍，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一年用于包装生产的塑料总量约为4500万吨，约占全国初级形态塑料产量的一半。其中，大量的塑料包装是一次性使用废弃性质，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对此，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也制定了一整套的管理方案，包括在源头设计限制商品的过度包装；在使用环节督促平台制定减量规则；在回收环节强调加强企业合作；在废弃环节减少公众随意丢弃塑料包装的现象等。需要注意的是，外卖、快递这两个行业由于在我国生活消费领域的广泛性，深入性和新兴性是塑料包装管理中被反复提及的关键领域。”谭旖琦说。

但是，在课题组研究观察中，仍发现了重点行业暴露出的问题。一是另类替代与无效替代现象突出。主要表现为外卖使用陶瓷、不锈钢餐具、锡箔纸替代塑料，而前者难以重复利用，缺乏有效回收，造成更大的浪费，以及使用主要材料为树脂的无纺布袋进行替代，亦是无效替代的典型。

二是过度包装问题突出，例如箱外套袋、胶带过度缠绕等现象比比皆是。“目前，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要求主要针对食品和化妆品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覆盖非常有限。快递行业也有相关限制的行业标准，但是实际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谭旖琦说。

三是原装直发界定不清晰。例如对于电商快递不再二次包装的要求，经仔细研究发现，这一界定是指电商打包好的快件，寄递企业不再包装，而非原装直发。“在物流打包过程，电商打包的快递塑料包装其实是占主要部分的，快递企业二次打包本来就很少出现，因而此类界定或许会导致限塑时避重就轻。”她解释。

四是回收环节的设计注重投放数量，却忽略空间布局，导致回收装置形同虚设。“譬如我们调研发现，很多物流企业为响应政策，在快递中转站也设立了包装回收箱。实际上，消费者很少在此拆快递。”她说。

课题组建议对禁限路径进一步科学评估，重点推进绿色包装开发；差异化管理塑料细分品种，制定环境泄露率和回收率量化目标；建立全品类塑料回收与梯级利用，促进高附加值回收产业内循环。

积极有效管控人为泄露，加强公众参与

“真正产生塑料污染的是环境泄露，就是泄露到环境当中的塑料才产生真正污染。塑料不等于塑料污染，我们不能妖魔化塑料。”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表示。

王永刚说：“中国目前塑料主要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回收，二是随着生活垃圾的处置进行焚烧和填埋。真正泄露到环境当中去的塑料，从总体上看不多。”

他认为，塑料污染的本质是环境泄露，而环境泄露大部分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如何去积极有效管控人为泄露是治理塑料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项目经理陈思敏认为，公众参与减塑的潜力非常大，推动公众提升减塑行动意识需要选择合适的行为干预场景，并为公众提供足够丰富的减塑环境知识与参与渠道。

陈思敏介绍，中国代表团曾向塑料污染的国际文书呈递了9大建议，其中，就该文书的“核心义务”提出“加强公众传播和教育，加强减少塑料污染的意识”。

“近年来，由于新的垃圾分类制度推行，以及全国开展‘无废城市’的试点工作，公众的减塑意识虽有所上升，但参与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在陈思敏看来， 社区是挖掘公众减塑参与潜力的最佳场景。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治理生活废弃物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实现垃圾分类的基础上，面向公众倡导从消费、生活两个角度减塑是废弃物减量的必经之路。

图为社区流动绘本馆，让减塑知识“动”起来。陈思敏供图。

全国各地的社区纷纷探索厨余垃圾堆肥、二手物品市集或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减量措施。然而，陡增的塑料垃圾如何减量鲜有社区问津。陈思敏说：“公众纵然知道‘白色污染’形势严峻，却无从得知现有的塑料垃圾如何分类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回收，也不知道在现有的社区机制下该从何实践。比如，经过清洗的外卖餐盒是可以被回收利用的，却因为鲜有垃圾分类志愿者能给予这样的指导，导致大量的外卖餐盒最终流入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难以回归资源化的路径。”

“塑料议题是一项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人类健康等科学的复杂环境议题。因此，在公众教育工作中，需要更立体地呈现塑料污染问题对全球生态、人类社会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并针对不同人群的认知特点选择相应的环境知识内容，才能更好地提升不同群体的减塑行动动机。我们也期待在社区能够落地更多的公众教育项目，将塑料污染治理与社区治理机制实现有机结合。”陈思敏表示。